曹郁:微胖小富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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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曹郁最大的兴趣就是研究器材和泡图书馆，《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是他从图书馆借阅最多的书籍，在上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他会复印下来。

这本杂志经常会刊登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专访。那时，他隐隐约约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上这本杂志就太牛了。

2012年4月的一天，曹郁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记者约他专访。那一刻，十几年前的幻想忽然清晰起来。

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呢，

就已经得奖了

不少人以为，曹郁的电影处女作就是《可可西里》，其实，1997年电影学院毕业后，他连续拍了6部有时连他自己都想不起来的电影，每部戏的酬劳只有几千元。“有好几年，我存折上的存款都没超过5000元。”

穷得太久，他决定接拍广告。

2001年，他拍摄的第二支电信广告获得纽约广告节摄影奖提名。第三支广告是百事可乐。在广告界，品牌的认可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最火的时候，他一年拍80条广告，经常是出了这个摄影棚，就进那个摄影棚。貌似很充实，但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安，可因为太过忙碌，也没时间思考。“我是当时北京价钱最高的广告摄影师。第一次买了房，生活比较滋润，也胖了好多。当你在一个圈子里混得比较好时，你就把这当全世界了。”

2003年，陆川找到曹郁，递给他《可可西里》的剧本。他们在大学时就认识，曹郁本科时，陆川在读研究生。上学期间，他们合作过一部电视剧，拍到一半，曹郁因为要写毕业论文退出。

那时的曹郁对可可西里没有任何概念，看了照片，发现那是一个特别恐怖的不毛之地，挣扎了很久。偶然在一本汽车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一个人开着越野车在可可西里，那张照片开启了曹郁一直有过的梦想――拍一部1∶2.40的宽银幕电影，有像西部片一样开阔的感觉的电影。

他答应了接拍这部影片。随后，陆川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想把青海拍成什么样？”

“看了你的剧本，我决定拍一个阴郁的青海，不想拍成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明信片式的青海。”

曹郁随后写的拍摄日记有十多公分高。

关于《可可西里》的拍摄，有这样一组数据：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拍摄了四个多月，剧组拍摄总路程六千多公里，全剧涉及的场景相距最远达到一千七百多公里，剧组每天都要开一两百公里的车去拍摄场地。

2004年，《可可西里》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曹郁和陆川飞去台湾参加颁奖礼，下飞机后发现行李被错装到了下个航班，只能在机场等候。赶到现场时，已经在颁发剪辑奖，下一个就是摄影奖。工作人员催着他们换了西服赶快到座位上――这是曹郁第一次穿西服，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念摄影奖提名时，他正急着看鞋带是否系上，衣服扣子有没有扣错，“太赶了，恨不得趿拉着鞋往里跑。”忽然，他感觉吊臂上的摄像机开始往他这儿运动，“难道……”

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呢，就已经得奖了，也挺好，没有煎熬的过程。”

同台竞争的还有杜可风的《2046》。

“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有了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力量、勇气、荣誉和爱。”这是曹郁的获奖感言。

彼时的他30岁，成为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摄影师。

终于可以拍大片了

在《可可西里》的拍摄过程中，有一次收工回去的路上，坐在副驾驶的陆川回头跟坐在后排的曹郁说：咱们将来拍部南京大屠杀的戏。

那么大场面，可能吗？“咱先把这五六个人的戏给捋顺了再说吧。”曹郁没往心里去。

2006年，当陆川找到他讲述《南京！南京！》的故事时，“拍成黑白片可以吗？因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扰，直达人物的内心。它是抽象的，有一种天然的精神提纯作用，你会有走到人的灵魂里去的感觉。而且，大屠杀场面会有太多流血的镜头，我怕观众会忍受不了。”曹郁问。

陆川有些犹豫，因为《辛德勒的名单》就是黑白电影。制片人则担心观众不会为一部两个半小时的黑白片买单，毕竟，在中国已经有20年没有公开发行过黑白电影了。曹郁拍了3次黑白和彩色对比的试片给他们看，最终，银幕效果说服了他们。

《可可西里》当时的投资只有七百多万，《南京！南京！》投资8000万。“我们终于可以拍大片了！”曹郁激动地想。头几天的拍摄，全是拍大片用的摇臂，但影像效果却像缺少情感的商业大片，他决定从摇臂上卸下摄影机，扛在肩上，第一次手持拍摄就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感觉――特别真实的纪录感。

在这部影片中，90%的镜头用的是肩扛摄影机拍摄，“这有一种纪录感，同时又让你感到很贴近、很随意。我们也可以用专业移动设备，让你几乎感觉不到摄影机的存在，就像很多商业大片的拍法，但这样就缺少一种触感、真实感。当演员想要传达一种情绪时，你把摄影机慢慢靠近，观众就会更容易接受这种感受，这些完全是即兴的，肩扛摄影机的作用是其他机器所不能代替的。”

2009年11月28日，凭借《南京！南京！》，曹郁第二次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提名。这一次，他没去现场。当时在拍张扬导演的《无人驾驶》，那天正好要拍一个大场面，人好不容易凑在了一起，他不好意思请假。而且，“都得过一次奖了，这次肯定不会再是我了。”

这一年，金马奖的主题是向摄影师致敬，曹郁第二次获金马奖最佳摄影。“后来才知道是这样一个主题，电影节上有过几次这样的主题啊，挺珍贵的，有点遗憾。而且，我没去，人家照样把奖给我了，这让我非常不好意思。”

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

曹郁中学时成绩很差，这让他整个中学阶段过得很痛苦、压抑。

因为从初中三年级起，他就决定要当摄影师，这个理想在老师眼里就是――因为你学习特差，所以只能选择这个。老师在高考辅导的时候会对他说，“学习不好没关系，反正你要考艺术院校。”

“他们就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你。我高考的时候是1993年，那会儿认为只有学习不好的孩子才考艺术院校。像我哥，高考的成绩是朝阳区第一名，北京市前几名，他选择去传媒大学（当时叫广播学院）的时候，他们老师都快疯了，因为他的成绩随便进北大清华，他们就觉得你不是浪费吗？”

到电影学院后，曹郁大学4年成绩一直第一，拿奖学金，当学习委员，“因为我特别热爱这件事”。但专业上的优秀，并没让曹郁走出中学时留下的阴影。

“拍《可可西里》才让我的内心真正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他在那里学会了开车，在空旷的高原上自由驰骋，那种感觉让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因为中学学习成绩不好，有很多年特别压抑，好多事不能做，没有成就感，很发怵跟人打交道。”

在高原上拍了四个多月戏后，他发觉对自己有信心了，最重要一点，“发现了自己是有力量的、原始的、简单的、浓烈的人，以前那种微胖小富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虽然也会不停地看各种电影、摄影资料，听喜欢的古典音乐，但那种日子在慢慢消磨我，让我觉得有些梦想越来越缥缈，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当我到了可可西里，真的用上了积累多年的东西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以前的状态是一种消磨，这种感觉既自由又紧张，因为储备得还是很不够，你要重新学很多东西。”

没有工作时，他一般宅在家里，把玩儿相机，看电影，欣赏画册，听音乐。他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种音乐碟片。在妻子姚晨眼里，“曹郁是一个艺术家，既是生活艺术家，也是电影艺术家。”

（转载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