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 改革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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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是启动改革窗口期

“目前是一个启动改革的窗口期，有压力才能改革”，“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论坛上，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说，“如果一过这个时期，可能今后改革的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另外，也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危机。”

在同一场合，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称，养老金缺口和广义卫生费用上升，是中国今后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风险的两大来源，“如果错过未来十年改革机遇期，2050年中国将面临欧美式债务危机。”

秦晓就目前启动改革的客观前提和外部原因作了分析。客观前提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失灵，不改不行。外部原因是，中国已不能再靠规模要素投入了，但中国还没有显出其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人力资源条件。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劳动成本比较优势，还有后发优势，还有政府主导的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优势，还有城镇化、农村现代化、工业化。所以，再搞20年（GDP增长）8%以上没有问题。这个，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偷换了一个重要概念，速度是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我们要争论的是，在什么模式下实现增长，要不要均衡，要不要效率，要不要质量，要不要绿色，要不要公平公正。”秦晓说，高速代价很高，不应该是追求。

秦晓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应从一个主管经济、主导经济、管制经济的角色，变成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

他说，有人提出国企的问题需要政府主导、国际竞争、产业换代，有人把它包装成“中国模式”。“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改革的初期有过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来讲它有三个大的问题：第一，政府主导必然破坏价格，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管制经济，增加交易费用，这套东西必然产生。第二，政府主导产生了培养腐败的温床，这不可避免，无论是韩国，还是其他东亚模式。第三，到一定时候就形成路径依赖和特殊利益团体。”

秦晓认为，新一轮的改革还是从政府职能出发，“财税价是一个集中的公共资源，应该从财税价作为突破口，价格主要是要素价格，包括资本、汇率和利率，包括原材料、能源、土地、工业用地，还有劳动力要素价格。财政有它的支出问题，有它的收入问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公开的问题。税也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税收是不是能更鼓励服务业，支持我们内需的发展，而不是导向资本，导向重化工。”

据介绍，博源基金会列了未来三年12项具体改革。“每项改革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路径，这是博源的课题。”

这些改革课题依次为：三年内电、油一些矿产品的税率完全改革到位，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基本可兑换，大幅提高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民政和环保的支出，降低政府开支占消费的比重，营业税改增值税，开通环保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起点，简化进口税，第一期三年之内把20%到30%的国资股份划拨社保，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发债。

就改革共识的问题，秦晓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无非就几个要素，市场机制是肯定的，一个法治，一个民主，一个道德，这是离不开的。至于不同国家选择什么路径实现这个目标，对这个目标一些价值上差异的偏好，这是第二个问题。”

秦晓指出，市场经济的道路不能退缩，“还要建立法治社会、公民社会，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把我们的道德建立起来，我觉得（改革）共识在这点上还要继续讨论。”

历程中一直陪着改革

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一场新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一方认为，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效，中国经济可以继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否则不但高增长难以持续，而且还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或社会矛盾尖锐化。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终结，"新时期"到来了”，秦晓如是说。

在秦晓看来，要应对“新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唯有进行体制改革，才能激发新的增长动力，“当下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环境领域诸多弊端和矛盾，也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有效地解决或改善这些长期积累、日益尖锐化的问题”。

秦晓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曾任职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现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

秦晓在一次自述中说，到招商局任董事长，对他来讲是一次角色的转换，要主导全面工作，承担起责任、做好班长。同时，秦晓的加入，也是对国企旧有制度的一定改革。

“可能因为我是外来者，看得比较尖锐，而且我对国企的一些毛病是了解的。所以，我先取得高层的共识，很快大家统一了意见。于是，我们就制定第一步，用2-3年的时间走出财务困境。这需要用一些指标来定位，如：当时资产负债表里还有70多亿的不良资产，要在三年内完成回收、拨备和撇账；经常性现金流要为正数；并具备偿还10%债务本金和新的资本开支能力等。开集团工作会的时候，我把我的观点抛出来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我又在高管人员中讲了一次关于现代企业的基本理论、理念和实践的课，这样为下一步推动工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次和我在中信那几年的情况不一样了，毕竟金融风暴给了大家一个教训，大多数人都对过去有了反思，觉得不能这么搞了。总体来讲，阻力肯定是有的，不过比我预想得顺利。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后，形成一个以改善财务状况为中心对资产、组织架构重组的方案。”

“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常常习惯于‘决定论’或‘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就是所谓抓住牛鼻子，即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有人说现在盈利能力不够，应着力提高盈利能力；有人说这些产业没有竞争性，应该置换些新的产业；有人说还要去投资，否则没有后劲；有人说要把债务减下来。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我不认为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改善可以解决全局性的问题。因为全局是一个多元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约束的互动系统，目标应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系统的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财务模型，这个模型有若干重要变量，有一个目标函数。目标函数是财务状况的改善，及其对产业发展的约束和支撑能力。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变量如债务额、投资额、经常性利润对目标函数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找到最优的组合，并随着情况的变化对其做出动态调整。直到现在，我们还一直在用这个模型。”

重启中国改革的七个目标

“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总量大而质量不高，增长速度快而结构性失衡，”在FT青岛国际经济高峰论坛上，秦晓在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中国经济总体态势做了上述的总结。

秦晓认为，一系列问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达到了一个拐点，例如，中国没有显示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成为趋势，外部需求和出口的下滑成为长期结构性问题，价格体制长期扭曲，环境危机、社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等等。

“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一个拐点，需要新一轮改革。”秦晓总结说。他说，为了重启改革，需要重新凝聚市场共识，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互动，需要政府从经济中“脱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秦晓为未来五年的中国改革列出了七个目标，并试图为这些目标做一些初步的定量分析。

第一个目标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平稳回落到常态，他认为可以在五年里，将经济增速逐步降低到7%；第二个目标是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应该将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降至2.5%；第三个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消费，逐步使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50%；第四个目标是发展服务业，现在第三产业的占比是43%，比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期间提高到50%左右；第五、六、七个目标分别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绿色经济和改善收入分配。

秦晓还强调，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两个约束条件，一是要控制失业和通胀的水平，二是要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和稳健的金融体系。

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问题，秦晓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存在着体制内外的高度共识，但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学习政府主导经济的“东亚模式”形成了路径依赖，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征”而难以解决产权问题。“现在这两个问题仍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层面困扰着我们，应该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这两个难题，”秦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