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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生活大爆炸》热播,科学家和极客成了最时尚的人士。其实西方科学家―直都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幽默感,并不是不解人事的书呆子,
19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费什尔有一次遇见了小说家赫尔曼・苏德曼,苏德曼感谢费什尔发现了佛罗拉(一种安眠药):“你知道,它的效力太强了,我简直不用服药,只要看一眼放在床头柜上的佛罗拉,就足以入睡。”费什尔说:“太巧了,我要是睡不着了,我就拿起你的一本小说。事实上,我只要扫一眼放在床头柜上的任何一本你的美妙的小说,就足以倒头便睡。”
赫尔曼・苏德曼也不算是太烂的作家,葛丽泰・嘉宝和约翰・吉尔伯特主演的《肉与魔》就是根据他的小说《不朽的过去》改编的,这是上世纪20年代的片代表,并且问鼎当年的票房冠军。
而费什尔的个人修为,我没有找到资料佐证。不过,老一辈的科学家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文理双料的倒是事实。冯・诺依曼10岁的时候就通读了世界史,并且能和别人饶有兴致地分析一战局势;爱因斯坦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4岁已能登台演出;玻尔年轻的时候和丹麦哲学教授赫弗丁一起研究哲学,并且指出了后者著作的若干错误。许多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科学家人文素养都比较不错,和专业的艺术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也能聊得开,有的甚至锋芒更劲。费曼时代,美国想给科学家增加人文素养,最后作报告的人竟然全是物理学家,那确实是一个文理兼通的时代。
费曼常常说自己是一个“片面发展的人”,他觉得自己太偏向于科学而缺乏其他方面的“文化”。我们可以看看他究竟有多“片面”:他不仅研究物理学,还研究语言、研究桑巴鼓、研究画、研究玛雅历史、研究急开锁(对,就是你忘带钥匙的那种)、研究收音机等等。费曼在巴西待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一个叫“可巴卡班那的骗子”的桑巴乐团,在里面担任“邦戈鼓鼓手”,这个乐团获得了当年的嘉年华大奖,他后来甚至为旧金山的专业芭蕾舞团当过鼓手。费曼和一个艺术家两人约定“我教你量子力学,你教我绘画”,后来他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如果你看到市面上有个叫“欧飞”的画家的画,那就是费曼画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次决定举办一个文化讲座,主讲玛雅文化,而讲师就是花3个月破解谜题、成为了玛雅文化专家的费曼……
不过费曼虽然非常全面,但是他过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思维也太跳跃,讲课和文章很难懂,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带出好学生的原因。跟他同时代的施温格大概也和他有相同的毛病,据说施温格第一次作自己的场论报告时,除了玻尔在那里点头同意,剩下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既然玻尔点了头,大家就认为对了。紧接着费曼上去,也讲场论,讲得无比穿越,这下连玻尔也听不懂了。传闻玻尔说了一句特别尖刻的话:“你应该重学量子力学……”
玻尔反感两人是有原因的。由于小时候的哲学熏陶,玻尔写论文特别讲究遣词造句,他可以不知疲倦地把一句话翻来覆去斟酌,以寻求一个最佳表达方式,为此他不在乎花费多长时间,有时候要考虑几个小时。你可以说他是追求逻辑的严谨,但是实际上他确实不是在意这个,而是文采。有一次帮玻尔记录口述内容的卡耳卡尔实在忍不住了说:“但是我们写的确实不是诗啊。”玻尔回答说:“但是我们所做的也许只和诗有表面的不同。”卡耳卡尔反驳:“你或许记得乔治・布兰代斯(丹麦哲学家)警告易卜生,凡是可以用散文表达的东西就不应该被写成诗。”然后这两人就谈论了数小时的布兰代斯和他的作品……
上面这个故事有一个有意思的结尾。数小时后,玻尔终于意识到两人是在写论文,他说:“我们扯到哪去了?哦,对了,你一定不要相信我会愚蠢地认为一段文章比另一段文章短一点就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什么地方来进行一种挑战,并问你自己‘所有这一切能不能讲得更好一些’。诗的形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所造成的困难,这些困难迫使诗人们使用表述的最大准确性。”
这句话大概是我看过的对文体最为准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