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着新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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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传播，教育评价逐渐通过高等学校与科研部门的推介，在我国部分中小学兴起，并逐步被教育行政部门倡导和应用。

记得1986年，我初当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北京教科所梅克同志找到我，给我讲教育评价问题。他讲之前，我只是听说过教育评价这个概念，但听了他的介绍后，我一下子就明白这是一件大事。1987年，北京市召开第一次教育评价工作会议，各区县主管教育的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大家也都觉得很新鲜。现在，无论是教育发达的城市地区的学校，还是偏远的乡村学校都在搞评价；评价不仅被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而且也被应用于一般的行政事务管理，甚至工会活动。教育评价已经和教育理率、教育实践一道，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20多年来，我国的教育评价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教育评价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为我国教育体制的完善、教育方针的落实、素质教育的推进、课程改革的进行，以及选拔制度的改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前，教育评价在经历了启蒙阶段、普及阶段后，已经开始进入深化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是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和制度。

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对教育的评价，甚至发明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科举制度，但与现代学校制度一样，现代意义的教育评价理论开始是向国外导入的。它使我们接受了新的理念，接触了新的工具，掌握了新的方法，产生了新的效益。当然，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由于国外教育评价理论具有多元性，所以我国对教育评价概念的界定、功能的理解、指标体系的确定、方式方法的应用，都出自不同的理论源头。这样，既有有利于通过百家争鸣促进发展的一面，又有在实践中难于相对统一的一面，使用者可以凭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往往造成论争性多于认同性。

由于国外教育评价中较为复杂的教育测量多被用于科学研究和决策参考，在教育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大多并不复杂，但我国在引入的过程中，常常将复杂的评价指标体系直接用于管理和教学，力求将理性认识全面体现于指标体系中，所以在实践中应用难度大、可操作性差，往往造成概念性多于实用性。

由于国外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并不主要服务于评比和奖惩活动，但却可以拿来作为评比和奖惩的工具，因此，我国近年来从政府部门到社会团体，从学校管理到班级管理，从教师评级到年终评奖都以评价作为工具。一时间，学校里充斥着上级制定或者自己设计的各种评价方案，日程里排满各种检查评比的项目，以致在有的地区，教育评价不仅没有成为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校长与教师的沉重负担，往往造成功利性多于合理性。

我国的基础教育正处于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实现以规模发展为主向以内涵发展为主的转变，以重点发展为主向以均衡发展为主的转变。在国家、地区、学校等不同层面，在各级各类教育的不同领域，在行政管理、质量监测、学生评价等不同方面，都迫切需要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评价科学来引领和支撑。因此，我国的教育评价研究也要相应地实现由以借鉴国外为主，向以立足国内为主的转变。通过对我国教育评价工作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创建适应我国教育事业现代化需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用有效的教育评价科学，这一责任历史地摆在了基础教育评价工作者的面前。

这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教育评价研究与实践曾让我们清醒，也曾让我们困惑。我们期待着在新的时期，教育评价工作能够有新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