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食品”的互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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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警报连连，可惜大多数人尚未清醒。”中午12点，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工程系教师陈平在学校西门外与记者话别，赶往五山的办公点；傍晚他会回到从化，第二天再继续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因为除了大学老师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从化鳌头镇宝溪村山头千亩农场的主人。
早在2000年，陈平就在宝溪村包下上千亩山地，开荒、修路，建成大片农场，并摒弃化肥、农药，雇用农民以回归传统农耕的方式栽种果蔬。
作为一个专擅化学实验的高校老师，整整10年里，他却在声嘶力竭地陈诉现代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种植作物，滥用化学食品添加剂等“慢性投毒”行为的危害，呼唤城市人回归天然、有机生活方式。
事实上，警报早已拉响。从2003年到2010年，阜阳大头奶粉、苏丹红、“三鹿”事件，再到海南毒豇豆、广西毒蔬菜――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内大宗农产品、副食品安全事故频频爆发，每宗个案都是高危警报，每次事件无不举国震惊。
从毒豇豆开始
2010年的关键词是“毒蔬菜”。 1月份，武汉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对海南省豇豆连续3次检出高毒农药水胺硫磷残留，超标样本均来自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和三亚市崖城镇。2月6日，武汉市农业局向海南省农业厅发出协查函，规定从2月7日起停止销售来自海南省的豇豆3个月。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检查出大量来自海南的毒豇豆及其他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大批就地销毁。
一心要建成“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海南省农业彻底蒙羞。
就在海南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毒豇豆”事件促使全国各地检测部门纷纷对当地蔬菜生产基地及供应本地市场的蔬菜进行严格质量检测，前所未有的慎密监查态势就如一个巨大漩涡，将更多的人和事不断卷进事件中心。
3月28日，广西南宁市农业局蔬菜质量安全监督员在例行检测中，检测出两批2万斤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且证实其中数吨已流入市场，恐慌再度升级，沈阳、烟台等地陆续发表公开声明：广西毒菜并未流入当地市场。
“先是海南菜，现在广西菜也出了事，证明‘毒菜’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方的蔬果也很难担保没问题。”在广州，海南和广西的蔬菜向来热销，接二连三的事件使本地市民对农产品安全的一贯忧虑彻底爆发；各大BBS上充斥着谴责事发地“黑心”菜农和指斥政府监管不力的帖子。
行业进入高度戒备。在全国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内，副总经理吴和敏持市场检测中心报告向记者表示，自1月以来，批发市场对每一批运抵的海南蔬果都进行了严格检测，共销毁农药残留超标的豇豆39万吨。
海南省有关部门也不敢怠慢。江南市场检测中心检测员李淼告诉记者，部分农业大省如陕西、云南等。当地部门对跨省销售的蔬菜检测比较严格，往往直接在公路上设检测点，抽检合格才放行，所以这些地方供穗的蔬果往往附有植检站的合格证，可以免检。但是，以往海南省并不在其内。直到今年1月豇豆出事以来，海南亦开始效法陕西云南，如今大多海南蔬菜都附有当地的检验合格证。而批发市场内检测的豇豆合格率亦已从1月份的40％上升至90％以上。
尽管如此，市民疑窦未消。“没有出大事前，一直风平浪静，一旦出事加强检测，问题就陆续有来，很难不令^联想到以往有多少漏网之鱼流入市场，而一旦风波过去，监管放松，菜农是否又会故态复萌?”
慢性“投毒”
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毒豇豆”事件只不过是拉响国内农产品及食品安全隐患警钟的一条导引线，从常规角度去看。事故源于有关政府部门的监控不力，但在陈平看来，更深的根源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化肥、农药，使整个自然生态及生产模式进人恶性循环。难听点说，一味追求亩产和外观的现代农业种植过程，本质就是一个慢性“投毒”的过程。
“只要是大规模种植的蔬菜――尤其是反季节蔬菜就躲不开化肥和农药。”在广东韶关新丰县一个小镇上，已经“洗脚上田”的当地村民继东对记者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他就专事种植反季节大棚蔬菜。听闻海南和广西的毒菜事件，他丝毫不感意外。 3、4月的粤北天气已渐回暖，进入春种之期，豌豆和苦荬菜正当时今，随处可见。但几年前，继东在村里承包土地，搭大棚，这个时节种得最多的却是本应冬种春收的圆椒。这种蔬菜如果在秋天播种，幼苗长出来后天气已经转凉，害虫和病菌大量减少，几乎不需要打农药。但要追求反季节效应。则需在春夏之交播种，同时采用遮阳网搭棚育苗移栽，来对抗粤北地区夏季的高温、暴雨和光照。由于违反时令节气，反季节圆椒接近收获时，正赶上盛夏酷暑，虫害和病菌特别严重。“枯萎病、炭疽病；蚜虫、红蜘蛛、钻心虫……层出不穷。如不频繁使用农药杀虫抗菌，未到收获就被害虫吃得精光。”
据继东回忆，当地人种圆椒时最常打的药是“百菌清”，平均两三天打一次。记者在一家农药店找到这种杀菌剂，瓶上虽有“低毒”标识，但说明书指其两次使用时间间隔应为7-10天，当地农民的用药频率比安全方式高出了2-3倍。
“7天一次效力不够。”继东说，“良心好的农民，顶多是收获前7天尽量不打，但多数人在收获前3天左右依然打药。因为越临近收获，病虫害往往越厉害，别人都打药，你家不打，虫子都跑过来了。蔬菜被啃得千疮百孔，哪里还能卖出去?有时刚刚打完药，碰巧批发商来收菜，那也得卖。”
这就是现代农业的规律：一有虫就打药，农药消灭害虫的同时，往往也消灭了害虫在自然界的天敌，并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失去天敌并具有耐药性的害虫更为猖獗，就必须加大农药使用频率，或者使用毒性更高的农药。
在继东看来，农民并不了解哪些是国家禁用的农药，有熟人介绍药效好，大家就会跟着用――海南高毒农药事件，也许是个别现象，却也是一种必然。即使不使用高毒农药，普通农药的频繁过量使用，结果又有多大差别?
自然规律
不过，尽管农民只是化肥、农药的使用者，对其成分不甚了了，但他们起码比城市人更坚持一点：不管什么检测标准，绝不吃这些以农药伴随生长的作物。 “城市人也许没见过喷农药的阵象。我们老家种植水稻，到春天插秧的时候，人根本不敢出门，全是农药的味道。你可以说这是‘低毒’农药，反正我不敢吃。”来自江苏农村的学生子强对记者说。
继东也不例外，大棚蔬菜产量最高的时候，他也只吃母亲刘老太在自家几亩薄田里种的稻米和蔬菜。
68岁的老太太带记者看她的作物：两三亩花生，一片当季的豌豆和苦荬菜；入冬，花生地会改种稻米，适合冬季生长的蔬菜也会取代豌豆种植。她的老屋里找不到一瓶
农药和除草剂，因用人畜粪便作基肥，花生麸追肥，每天清晨5点多就起床下田，灌溉、除草，忙个不停。
“自家田里不用化肥和除草剂，它们会破坏土质，化肥催生的作物虽然高产，但对健康不好。需要依照时令节气进行轮耕，春天种生菜、苦荬菜，入秋再种菜心、稻米，可使土壤适时休养生息。种植时令蔬菜病虫害少，土法治虫就够了，不需打农药。”走在田梗上，老太太循循诱导。“大自然有自己一套规律，蔬菜长在土地上，虫子肯定要吃，虫眼是正常的。你看村旁边这条小河，以前水量很充足，虽然偶有泛滥，冲毁耕地，但泥地变成沙土地后，用来种别的作物，质量更胜从前。自从建了水坝和水力发电站。河水不泛滥了但过了两年就渐渐干涸，雨水少的时候变成了一条泥沟，农作物的灌溉都成问题。”
山区的老农都是这样的，没读过书。不懂得现代科学，但与土地相处了一辈子，生命早已和自然界的规律融为一体。
城市只相信“标准”
不过，大城市不管这些。
“很多农业专家是不折不扣的化肥农药倡导者。”陈平说，10年前，他曾向几位农科院专家描述过打造有机农场的理想。然而引来的却是否定和嘲笑：“不用化肥和除虫剂?不可能，也没这个必要。”
就在“毒菜”事件使举国上下对当下农业种植中化肥、农药安全使用提出严重质疑之际，3月16日，德高望重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携手中化化肥的合作仪式上亲自为化肥正名：“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化肥施多了对土壤有破坏作用，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单纯的有机肥由于营养不足不能实现高产，必须要用化肥。”
但各国科学家的众多研究报告表明，大量使用化肥将使成熟蔬菜所含的硝酸盐明显高于传统栽培方式，并导致硝酸盐在土壤中沉积，进一步污染地下水源。而硝酸盐的过量摄入，不但会增加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人的风险，并有可能引发肾病甚至癌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一个人每天的硝酸盐摄取量最高值为300毫克，而如今人们仅食用100克化肥种植的绿叶蔬菜，就已达到这一标准。
然而，在一个追求高产高效，快速发展的社会里，这些都被轻描淡写地抹过，代之以一条条人为划定的“标准”，以“达标”或“超标”的简单概念来模糊各种化学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农药残留检测达标，并不代表该批蔬果上没有毒性残留，只是各项毒性成分不超过国家划定的标准，保证不会发生急性中毒事件。”李淼表示，“真正的有机菜和无公害蔬菜，与普通蔬菜相比，农药残留量差异很大，但从达标与否来看，它们都是合格的。”
也许，农民在蔬菜上超量喷洒农药的行为与心态很难用纯粹的道德去划判，因为社会的现实和大趋势是如此，“农民要是真的全凭良心老实种田，永远赚不到钱。”继东略带嘲讽地说，“把真正的有机农家菜拿到城市去卖，满是虫眼，瘦瘦小小，卖得出吗?”对他们来说，这些蔬菜只是用以销售的商品，城市人热衷违反自然规律的追求，后果只能由自己来承受。
3月22日是这个小镇的墟日，在大城市正被毒蔬菜阴霾所笼罩之际，这里的农产品交易却异常活跃。那些根须齐全的芽菜，纤细的莲藕，如果摆在城市的肉菜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在这里却广受欢迎。
农村食品忧患重重
不过，农产品方面维持自给自足的乡村也非全无忧患。 城市的科技发展在创造化肥、农药，使农业种植方式发生翻天覆地改变之余；食品中的各类添加成分亦大行其道，制造着一波又一波的安全风波。
2003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在国人心中至今仍有余震。紧随之，数年来媒体对各类劣质食品加工穷追猛打的揭黑式报道使城市居民安全意识和品牌意识普遍大大提高，“山寨”食品在城市的生存空间已越来越窄。但农村尤其是较偏远山区因为信息相对闭锁，却渐渐成为了劣质产品转移阵地的理想目标。
在江西的一个山区小县城乡中心小学外，一到放学时间，多店主张明就引颈等待着那些蹦蹦跳跳的小顾客。
中午12点，8岁的二年级女生文娟第一个来到士多店前，掏出1角钱，买了1根“辣条”。这是一种在农村地区广受孩子欢迎的豆制品，约20厘米长，卷成长筒状，上面涂满辣酱。张明店里的“辣条”有好几种不同的包装，其中一袋外面印着孩子喜爱的卡通图案，却没有出产的厂名、厂址、保质期等内容；而另一袋的外包装干脆只是个空白塑料袋。
“有没有都无所谓，没人会在意。”张明说。与对农产品生产安全的了如指掌相比，山区农民对各种日用品、包装食品的生产方式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如何通过观察外包装、保质期等来保障食用安全。他们辨别食品有问题与否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己的身体反应――只要吃了不拉肚子'都没问题。
“事实上，经常有孩子吃了这些无牌小食品后出现过敏、皮疹、腹泻等症状。”乡中心小学旁一家小诊所的医生刘志刚告诉记者，“不仅是辣条，还有那些‘山寨’的小可乐、虾条、八宝粥等，都不建议家长给孩子购买。”他表示，本地农民不讲究生活享受，除一日三餐外，甚少购买零食，这种士多店最主要的客源就是嘴馋的小孩，所以劣质食品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孩子。
本刊对该县几个自然村的农民作了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2.5％的农民购买过过期食品，38.1％的农民购买过假冒山寨名牌食品，27.4％的农民购买过包装破损的食品。然而，在县乡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他们遭遇劣质食品后，极少会找工商部门投诉，最多就是把有问题的食品拿到士多店里退换，而更多时候则是不了了之。
张明并不认为自己销售仿冒名牌和无质量认证食品的行为应被归入“黑心商贩”行列。“真正的名牌食品在这里并不好销，利润低不用说，村民并不理解‘品牌’在安全保障上的意义，只会抱怨商品太贵，还以为我牟取暴利。”
变质的社会
张明的话并非没有依据。 2005年伊始，江西省在23个县(市)、53户企业中试点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项目，打算陆续在各个县城建设50家具备商品配送服务功能的中心店或商品配送中心，在乡镇建立与改造500家超市，在乡村建立和改造2500家便利店，并由省财政安排资金对建设项目进行补助。
这本应是农村人摆脱劣质食品困扰的重要契机。但试点的效果远不如人意。在一条村子的小超市里，销售员告诉记者，虽然超市的包装食品、日用品等一应俱全，但村民就是宁愿绕过家门外的超市，跑到村头的士多去买东西。“他们认为超市的东西太贵，比如有正规品牌的灯泡卖2元，而小士多的无牌山寨产品仅售1元。”如果询问村民对劣质食品抱有什么态度，他们都会说，坚决抵制，但实际行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城市和乡村其实并无二致。
2001年，陈平的有机农场作物获得第一次收成后，他把第一个销售点设在华南师范大学。“我以为在化肥农药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把真正天然的有机蔬菜引进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有―定水准的高校消费群体中。应该很受欢迎。但事与愿违。”因他的-有机菜不但拒绝化肥、农药，甚至连具有增产效果的有机营养液及有机农药一概欠奉，所以卖相又比超市无公害蔬菜差很多，即便不图利润，把菜价降至超市大农场无公害菜价一半左右，依然乏人问津。
这已不仅是价格与消费力差距的问题。在城乡区隔的社会形态下，政府潜意识里的价值导向，以及城乡居民获得各类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问题关键所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级工商部门负责人向记者坦承，2004年阜阳奶粉出事后，县里专门成立了劣质食品治理领导小组，由副县长牵头对劣质食品状况进行整治，食品安全状况一度明显好转，假冒伪劣食品减少典型的“三无食品”几乎绝迹。但是，当事过境迁，专项小组松懈下来不到半年后，一切又故态复萌。
在没有出事的“太平年代”，与各镇村远隔数十公里的县工商部门一年也不会到村上去一两次，所谓安全食品宣传，更像是走过场。“所有有志于追求政绩、粉饰太平的地方政府，对于‘山寨工厂’、安全事故等敏感信息，都是能遮掩则遮掩，不可能自爆其丑。”显然，在成熟媒体和网络的触角未及之处。偏远山区农民根本不可能获得媒体和网络发达的大城市那样丰富和真实的信息，更谈不上自我保护意识的建设和提高。
农民也好，城市人也好，既是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的参与肇事者，同时也免不了成为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任何人都躲不过。大多数人依然只能寄望一次比一次严重的事件能使监督职能缺失的政府部门警觉和有所作为。但政府的检测和监督所能保障的，亦不过是一条最低的标准和底线而已。而正如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人放弃饮用自来水一样，有时，这条底线根本不能说明什么。
多年来一直亏本的陈平仍然继续着他艰难的天然有机农场之路。“坚持的唯一理由是，如果自己不做，这个社会没有其他途径满足我的需求。我的需求也很卑微，只希望到年老之际，身体还未被农药和化学添加成分腐蚀得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