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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之悲等6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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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之悲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为代价,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从这个角度看,劳务派遣用工制度是非改不可的。(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点评]:实际证明,劳务派遣工由于与用工单位脱节,其工资待遇与福利待遇很难得到保证。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定义是:“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实际上如今的劳务派遣工都是在长期性、关键性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企业之所以乐于使用派遣工,原因有三:一是规避《劳动法》规定的相关责任;二是大幅度降低用工成本;三是给自己留有广阔的选择空间。

设立“劳务派遣公司”原来只是为企业解决临时用工难的问题,如今却成了企业用工的主要形式,而这种用工形式,以造成社会和谐发展隐患为代价换来企业的高利润,把社会矛盾的隐患都推到社会上去了。

倡导职工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是我们的国策,但在劳务派遣中工人哪有体面可言?哪有尊严可说?在政府呼吁“提高职工收入水平”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劳务派遣存在的弊端,并有必要通过法律的完善,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曾志杨)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必须依靠政府发力

民盟湖南省委集体提案建议,制定湖南工资集体协商实施办法,用法规弥补工资集体协商强制性不够的缺陷,将工资集体协商及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增长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促使地方政府重视这一工作。(1月18日《潇湘晨报》)

[点评]:工资是民生之源,对于工薪阶层的民众来说,工资就是生存之根本,工资的获取,就是最大的利益诉求。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职工利益诉求回应渠道。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发展,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变得越来越为重要。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中,工会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必须看到,工会作为群众组织,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对企业所能施加的影响极为有限,没有制约刚性。

在中国改变劳资关系的动力更需来自于政府的主动介入,并且,政府应该从一开始就主动介入劳资问题。因为,政府对工资收入分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

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的过程中,光靠工会单枪匹马,有时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因而工会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强大的行政资源,才能在复杂的劳资关系中策马扬鞭,纵横驰骋。

“永远”究竟是多远

上海副市长杨雄称,上海今后将为“永远买不起房的市民提供廉租房”。(1月20日中国新闻社)

[点评]: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能说得清楚。那么,究竟谁才算是“永远买不起房”的人,自然也就并无明确的标准。

某种程度上,所谓“永远买不起房”,其实本身更像是个伪命题,因为现实中,无论房价多高,只要是或多或少有收入的人,几代人买一套房的故事,早已是普遍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自认为凭借自己的收入“永远也买不起房”的市民,其实未必会被归入“永远买不起房”的行列中,自然也就未必能受到廉租房的惠顾。

而按理来说,廉租房的覆盖面其实不应该局限于“永远买不起房的市民”。作为一项住房保障政策,廉租房更应对所有买不起房的公众提供必要的庇护,哪怕这些人有着未来买得起房的可能,甚至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成百万富翁,只要他们当下买不起房,他们都应该有资格在当下获得“廉租房”的庇护。

一言以蔽之,“永远买不起房”的“永远”究竟有多远,咱实在不得而知,既然如此,廉租房其实不必非要去界定谁也说不清的“永远”,而更应将所有“当下买不起房”的市民都纳入供应之列。

多少农民工能拿10万年薪?

关于农民工供不应求、拿高薪的传闻不绝于耳。有的说快递员一个月收入上万,有的说建筑业年薪10万元还招不满人,一时间,农民工成了为求职困扰的人所羡慕的对象。(1月20日人民网)

[点评]:农民工就业真的走在“春天里”了吗?我国2亿农民工,其中绝大多数人恐怕仍在为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报酬过低而担心。尽管这些年来,许多地方的劳动部门采取了不少措施帮助农民工转移就业,但多数农民工还是呈现一种无序流动状态,能够签劳务合同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昨天 “用工荒”,厂里开出高薪聘请工人;明天企业经营不景气,订单减少,大批农民工只能被遣散回乡。在就业不稳定的情况下,超时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哪里到了“被羡慕”的阶段?

事实上,农民工大多从事着建筑、煤炭、环卫等苦脏累险的行业,风里来雨里去,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前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也偏低,不少农民工根本没有养老、医保,更没有住房公积金。和城里的上班族相比,农民工拿到手里的钱就是他们全部的依靠,不管是治病还是养老,他们能指望的只有捏在手里的工钱。

农民工拿10万年薪的,肯定是极少数。千万别因此掩盖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农民工的就业及其权益保障还有许多亟待改善的方面,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千里走铁骑”别成永远的痛

尽管春运刚刚开始,不少农民工已成群结队骑着摩托车冒雨返乡,春运期间备受关注的农民工“千里铁骑”再次登场。(1月21日新华社)

[点评]: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号令,能够像春节一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员力,无声地驱使着人们自觉自愿地踏上归乡的旅程。一年一度春节,如潮的归乡人成为世界瞩目的一道动人心弦的风景。而这风景,既令人感佩,又让人心酸。

这只是春节期间一个令人唏嘘的镜头而已。在熙来攘往的归乡人流中,看那肩挑背驮,挈妇将雏的陌生面孔,却多是一样的焦急情绪。听那排数夜的队只为买一张归乡的票,有七尺男儿为买不到票而嚎啕大哭。

“春运难”,我们都喊了几十年了,为什么到今天依旧是难?为什么春运期间的旅途质量依旧没有根本性改观?关键是从什么样的高度来重视中国人的春节团聚问题,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归乡人的旅途问题,用什么样的科学办法来解决实际难题。如果各色票贩子绝迹了,买票真的还那么难么?如果科学引导不同群体的出行流量,旅途真的就那么挤么?如果对乘客以人的尊重、礼待、理解,归乡人的心真的就那么累么?

春运,不过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亟须补齐的短板,照见的是必须提升的交通运力和服务品质。

怎样的“更幸福”民心能感知

北京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增补写进“十二五”规划纲要中。(1月22日《京华时报》)

[点评]:幸福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又有多少人苦寻未得而空余惆怅。

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说,要让生活更幸福,就必定有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指标。从当政者的角度来看,让人民生活更幸福,也决不能是笼统的情感表达,同样是需要分解成实实在在的能够实现的指标。这正是“让人民生活更幸福”这八个字的分量所在。

尽管“更幸福”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标量化依据,但要让百姓感受得到这个“更幸福”,就需要在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感受强烈的生活问题上有明显的改观、有实在的改变、有质与量的积累与提升。这是民众感到“更幸福”与政府实现“更幸福”之间的交集,是理念与实践的最大共识。否则,就会陷入你说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我说没感觉到的无法对接的尴尬之中。

房价高企,让中低收入者望房兴叹,而公租房、廉租房、经适房等相关政策落实也大打折扣;物价“飞”得让中低收入者心悸;收入增长速度跑不过CPI,百姓总有“被平均”的感觉;每天不得不堵在路上消耗掉几个小时,还有看个病不得不半夜起来排队,怎么幸福得起来?

那么,“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就从这些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幸福生活因子开始吧,努力了多少,百姓就会感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