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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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化”与“壮化”是壮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深刻影响到这一现象的，除了文化因素外，亦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自宋以来，广西壮族地区所发生的“汉化”与“壮化”现象，背后都有人地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关键词】广西；民族地理；人地关系；汉化；壮化
【作者】刘祥学，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92-006
壮族的“汉化”与汉族“壮化”都是壮汉民族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从壮、汉之间文化认同方面去寻找互为同化的内在成因。［1］然而，壮汉民族间的融合，是个复杂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人们所讨论的“汉化”问题，往往是以语言、服饰、习俗、婚姻等作为基本的评判，而较少涉及族属身份的认同方面，史料记载中又多含义模糊，因此关于壮族的“汉化”程度，必然会带有很强的主观判断的色彩。最主要的是仅从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难以全面解释壮汉“同化”现象发生的机理。特别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回答壮汉民族在交往中，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汉化”，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壮化”？同样是壮汉分布区，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出现“同化”现象，而有的地方则没有出现“同化”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从民族地理学的角度，专门就其中的人地关系因素加以探讨。
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在一个地域空间内，杂居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但杂居仅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条件之一，能否促使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靠扰，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壮族地区，杂居未必就一定会导致少数民族“汉化”现象的产生。导致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靠扰，并最后融于其中，当然离不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持久影响，但如果考察具体区域的民族融合时，则还应考察其背后起作用的人地因素。
一个区域的人地关系变化，往往与移民有关。在此，笔者以桂东北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迁入的外来人口中，既有汉族，也有瑶、壮、回等少数民族，［2］但以汉族人口的迁入为最多。通常情况：先是小部分犯人潜逃进入壮区，建立立足点；或是平息壮族反抗斗争后，大量的汉民接着进入屯种。有学者将此种移民方式称为“墨渍式”和“占据式”。［3］（p8-9）此外，一部分壮族则因屯种、佃耕等原因，进入汉族分布较多的东部山区，如灵川七都、兴安富江、灌阳西岭、恭城江东寨等地。史称“洪武初，邑未有徭僮也。永乐间，邑人薛昌、黄秉伸辈始招致二三耕作，无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贼大猖獗，其徒占据遂繁，而恭城田主潘钦辈广为招集，湖北诸种，几遍台塘”［4］。但明中叶时壮汉人口对比，汉族仍处于少数，如平乐县“为民村者，一百一十有五，为徭僮村者不啻倍焉”；荔浦县“编氓三而徭与僮七”；昭平县“编氓于徭僮十之三，守军仅百余”；修仁县壮族“梁、罗二族生齿繁夥，汉民仅二三户”。［5］少量杂居的汉族，对人口较多的壮族影响还较有限。入清之后的康、嘉时期，是汉族人口移居桂东北的高峰，商人、流民大量进入各县，由平原丘陵地带，向边远山区发展。
汉族人口迁入的增多，不可避免地引起桂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的变化，并对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平原地区人地关系紧张，田地之争激烈。桂东北地区的西北与东南边缘为中低山岭，中间则是大面积的岩溶地貌，其间分布的河流冲积平原、溶蚀侵蚀平原和洪积坡积平原，土质肥沃，易于浇灌，是主要的农耕区。中间的岩溶山区虽然号称“山深箐密”，但土薄贫瘠，难以耕种，环境容量较小。外省籍汉人的迁入，落脚点往往也是首择平原地区。如修仁“地方周围二百里，虽为广阔，而居住耕种之地止七分之二，余皆崇山无人之境”［6］。人口迁入，当然首选耕作条件较好的平原之地，由此导致桂东北平原地区人口持续增加，人地关系渐趋紧张，汉、壮之间因而出现了复杂的耕地纷争。先是早居于此地的汉族，占有的土地较广，“田不自耕，而招佃于徭僮”［7］；再就是明统治者实行“以夷制夷”政策，以瑶制壮或以壮制瑶，在一些汉、壮与汉、瑶交接地带，也采用招佃的办法，吸引瑶、壮居民耕种，从而形成复杂的土地关系。有的汉族地主则担心壮、瑶人多，久佃失去土地，不断找借口加租，以达到迫其停止佃耕的目的。最终导致壮族、瑶族与汉族地主之间，为耕种土地发生激烈的冲突。正如郭应聘所言，“阳（阳朔）、永（永福）之患皆始于里民招徭为佃，久之蔓延充斥，不可羁縻。而豪猾之徒又从之以徭为利，入其私租，不共官赋，少不当意，动以贼占为辞，诉讦追呼，积成雠衅，致劫夺报复，地方之事益多矣”［8］。而更深刻的原因则是汉族不断迁入这一地区后，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分布在平原地区的壮族，其耕种的土地不断遭到蚕食。如万历十年（1582年）贺县壮族所居的松八洞，延袤百里，田地广阔“招主嚇骗于外，里排利其膏腴，往往告兵征剿”［9］。
由于桂东北的岩溶山区耕作条件较差，难以容纳较多的人口生存，因而平原地带的宜耕田地，成为汉、壮两族激烈争夺的目标。如史载明代荔浦县壮汉之间多次发生冲突，最后汉族“存者寥寥，后收拾残黎，止存永苏、通津、与坊郭半里”；许多汉族村落，变为壮族聚居之所，如咸亨里“古皆民村，后被杀绝，悉属僮类。沃野良田，僭居已久”；青香里，“前贤古土，自僮贼猖狂，占据三峒里，民屠殆尽”［10］。最后在明军的残酷镇压下，壮族大量田地被占。先是永福壮族反抗被平定后，明朝“覆贼遗闲田得一万二千一百余亩，给兵且耕且守”［11］，后是府江地区瑶、壮反抗被平定后，“覆贼遗田计四十万亩有奇”［12］。明军夺占平乐府境内壮、瑶的耕田总额几接近于汉民的耕地面积。
二是汉族人口不断向山区迁移，全面渗入壮族地区，在推动耕地上山的同时，也改变了壮族分布的格局，加快了壮汉民族交往的步伐，也有利于壮族的“汉化”发展。康熙之后，桂东北地区汉族人口急剧增加，平原地区已趋饱和，外来人口遂往山区迁移，开荒垦殖，使壮族聚居的山区，也成为壮汉杂居之地。如荔浦县“自本朝定鼎以来，……加意招徕，哀鸿云集”［13］。随着大量汉族的迁入，桂东北一带壮族聚居区域越来越小，较大的聚居区域只有贺县的南乡山区，昭平的恩来里、王姜里、见龙里，修仁、荔浦一带，永福西部山区、阳朔西南山区等地。至于那些从桂西地区被征调而来的“狼兵”，其驻屯之地，多在汉族地区边缘的交通要道旁，人数由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聚落多为点状，散落在汉族分布的广大区域。如分布在兴安富江、灵川七都、临桂西南、恭城南坪东寨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