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战略知识 分子化解“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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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国家命运虽值飘摇,但在文学、建筑、历史等众多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群星闪耀之局面,他们的思想影响到现在,有些思想至今还是学界巅峰,无人超越。2005年,钱学森先生面对总理直言:“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不仅对总理,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很大的刺痛。

2010年7月末的一天,中国力学之父、著名教育家钱伟长先生远逝。大师远去,“三钱”不再,但大师留下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尚未破解。究其原因,就在于如今之教育不可与当年之教育相比,当年的教育纯粹;如今之知识分子不可与当年的知识分子相比,当年的知识分子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现在,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迈进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们却缺少了一份国将不国的危机感。提升知识分子的综合素养和使命感,培养战略知识分子,是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迫切需要。

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产生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段和特定文化历史背景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差异,其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从知识分子到战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名称的简单替换,更重要的是战略知识分子拥有一般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

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 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占据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通过血亲宗族、学校会馆和乡约民俗等社会组织,士在民间依然占据主导层。因而,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所接受的道德培养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唯一人选。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受工业文明的影响,并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梁启超,严复,张謇,詹天佑等人可以算作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孔庙,也不限于学校,而是分布在各行业、各部门。1980年代中期,随着大众价值取向与生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成为他们的职业首选。其结果是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新崛起的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人员最引人注目。1990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阵营的内部也发生着分化:秉持传统精神而未与市场或大众融汇的人,保持着自己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另一部分则适时调整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兜售“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和“擅术弄权”的历史故事等等。这些人被称为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知识分子与社会各种阶层和群体的联系日益加强,也使大量的知识分子打破行业、地区、单位界限参与社会流动,他们职业与身份的经常变动,使其群体结构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这种分化,使得同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公众影响力等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差异。反映到知识分子群体意识上,则是身份认同的不一致性日益加剧,甚至形成某种对立倾向。知识分子越来越缺少纯粹性,分化与精神缺失现象日益普遍。

纵观历史,知识分子功能和角色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缺失,都对现今的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注重提升自身的战略素养――前瞻性、系统性和社会性,显得尤为重要。

前瞻性首先包含思维的前瞻性;系统性是指战略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储备;社会性是指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拥有普遍的社会关怀。

培养战略知识分子,促使优秀人才成为杰出人才,是我国培养“大师级”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优化社会条件,创新机制体制,营造成长沃土对于培养战略知识分子尤为重要。(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