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议程的媒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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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指出，成功地建构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注意以下6个方面的因素①：（1）某种环境问题必须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2）拥有科学普及者是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普及，某些问题只能是深奥难懂的研究专题；（3）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介的注意，正是媒介使得相关的主张（声称）变得真实而且重要；（4）某一潜在的环境必须以非常醒目的符号和形象词汇加以修饰，以引起注意；（5）针对某一环境问题采取行动必须有可见的经济刺激；（6）为了使可预见的环境问题成功地参与各种宣称的竞争，应当有制度化的赞助者，它们可以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连续性。本文拟从公众议程的媒介建构角度来论述之。

公众议程的形成必备的条件包括：问题的存在、公众参与的数量和力度、媒体的关注。在这三者的关系中，问题存在是基础，公众参与是关键，媒体是必要条件。在此，笔者认为此处的民众包括专业工作者（比如某领域的科学家）、居民、环保组织等。

问题的存在和发现

汉尼根认为在早期问题的发现和深入了解阶段，首先应开展以下工作：给问题命名，将它与其它类似的问题相区别；决定主张的科学、技术、道德或法律基础；确定谁应负责改善该问题的行动。②具体表现为：

（1）注重环境专家的研究和建议。从新闻传播角度分析，专家是新闻媒介重要的消息源。鉴于环境问题的专业性，加之发现问题有时需要科研技术条件，因此，环境问题一般总是由科学界人士发现并提出。因此，新闻媒介及时传递环境专家的信息，才能做到科学、准确。

（2）注重“日常生活”或“一般知识”。强调专家的看法，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介可以忽略“日常生活”的一些变化。有一些问题与我们的生活经历紧密相关。如废弃物泄漏引起周围地区白血病、流产、新生婴儿缺陷和其他问题增多；大气中二氧化硫的增多造成大气污染加重、呼吸道疾病患病率上升。所谓“一般知识”是相对于专业技能提出来的，它来自农民、山民、渔民和一般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是人们在每天呼吸空气、喝水、耕地、收获庄稼，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作业的基础上获得的常识。“一般知识”既是科学主张、理论产生的沃土，也是新闻媒介关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

（3）环境主张的形成须具备的条件：媒体不可或缺。发现问题的科学家们常可能具有一些局限和不足：摆脱不了学者的谨慎，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以及不善于同媒体打交道等。也就是说，当发现问题情境时，可能因为媒体的缺失，而不能将问题情境较为广泛地公开甚至最大化，以期引起公众或相关人士注意，从而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进入政府的决策范围或议程。“一般知识”的发现、环境主张的潜意识产生，可能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意识、接触媒介的机会少或由于社会地位的影响以至于环境主张得不到相关人士或大众传媒的应有的重视等，环境主张便“胎死腹中”。虽然环境主张的提出、制订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和专业化的社会运动方式，或环境主张的基本内容只有在政治、经济、地理“危机”爆发的情况下才会清晰起来，比如“沙尘暴”肆虐、1998年长江大洪水的泛滥引发关于环保的重视与投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

环境主张的关注者――公众和组织

一个环境主张的成功除了与制定者的技巧和问题本身的潜在条件有关外，还与关注群体的数量有关。这里包括公众和环保组织。汉尼根认为公众意识的潮流能够推动一种主张向上直达政策议程。在中国，“非典”就是在公众的作用下，导致政府决策朝更加开明、负责的方向发展。

（1）公众的力量。

从环境主张的修辞策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③：一是独特性（或与众不同，但又必须为大家所认同、熟悉，而不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以致可能远离公众视线）；二是相关性，独特、特定的环境主张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也即与民众的生存、生命、生活、生产、生态相关联（美国公共新闻的崛起、中国民生新闻的兴起都与此相关）；三是关注性――民众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特别指社会精英的动员，比如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起、公共舆论分子的倡导。而一般民众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一般民众很关注农村环境的污染，但并没有被决策者重视。相反，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就可能发挥一般民众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四是熟悉性――某一问题被公众了解的程度。环保组织对一些问题的组织、讨论、传播；媒体对一些问题集中报道，都容易为公众所熟悉。比如每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媒体的广泛参与，引起问题的关注。

（2）组织的力量。

美国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2001年4月，总部在华盛顿的一个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名字叫“杀戮之上的同情”（CompassionOverKilling）,在得到内部消息后，向离他们不太远的一个养鸡场提出访问申请。这个养鸡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养鸡场之一，也是美国养殖工业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的申请被拒绝。

在不被养鸡场知道的情况下，这个组织的人员在夜间悄悄地钻进了养鸡场，并摄下了养鸡场内鸡的生存情况。这个实况录像记录了成千上万只鸡是怎样挤成一团，被关在用各种电线管道制成的笼子里。那些笼子一个一个地从地上码到空中。这样的装置，被称之为“电池笼子”。关在笼子里的鸡，许多甚至连羽毛都没有，看来光秃秃的，简直像怪物。还有许多鸡奄奄一息，看起来就像死了似的。这个录像被电视台公开播放后，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动物的权利成为舆论的中心，成为人们众谈的议题。禁止使用“电池笼子”，改善动物的生活状态，改善那些会是我们的食品的动物的生活状态，杀戮之上的同情，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与此同时，麦当劳公司宣布他们在全世界的饭馆都只买给鸡提供良好生活条件的养鸡场的鸡蛋。美国动物权利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欧盟决定，到2012年彻底废除电池笼子，要求养鸡场必须给鸡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

上述案例，主要是由环境保护组织发起，设置议题，利用传媒，聚焦曝光，审时度势地加大传播力度，从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环境保护组织是一种专门性压力集团。“他们会利用官方的沟通渠道（例如派出代表加入政府的咨询委员会）、新闻传媒、科研机构等，引发新的环保议题，让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力放在预设的目标上面。另外，绿色团体跟政党一样，需要经常透过媒体向公众曝光，因而绿色组织也是传媒的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为了能够有效的吸引新闻媒体的注意力，西方的绿色组织在80年代开始运用专业公关顾问的意见，选择一些能够吸引媒体目光的卖点。这种发展趋势亦可视为环保运动专业化的一个方向。”④

目前，中国也涌现了诸多环境保护组织。虽然，知名度和影响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组织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国的这些组织所做的环保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比如，自然之友协会，以各种环保议程的成功建构而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社会，诸多方面的决策、行动都在政府，脱离政府，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功的。应该说，西方的社团要相对独立得多。所以，中国的环境保护组织，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NGO(非政府组织)，笔者不认同这一看法。至少中国NGO是中国语境下的NGO。它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独立性小。由此，它们给政府施加的压力也比较弱小。政府听从它们的一些建议大多是道义上的，并未真正从理性和制度上给以保证。因为“自然之友在保护滇金丝猴的过程中，最终依靠的是媒体的宣传、政府的权威和中央的财政补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的过程中，最大的依靠者是“野牦牛队”（因为诸多原因，特别是得罪了当地政府而被解散）。在保护洪雅天然林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全社会的舆论压力和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⑤。

2004年，NGO突然成为人们视野中的主角。绿色和平组织对APP（印尼纸浆造纸公司）破坏中国天然林、湖北转基因水稻种植与流通的调查，大陆NGO质疑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动物园搬迁等等一系列动作。2004年被誉为“NGO元年”。2005年，NGO又以强有力的姿态介入了北京颐和园铺垫防渗膜事件。这些议程的设置，环保NGO功不可没。本土NGO“天下溪”负责人梁晓燕认为：怒江水坝之争，给人们一种错觉：感觉NGO大量参与，并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媒体起到了放大作用。大陆NGO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社会压力集团。NGO的声音能否起到作用，还要取决于政府想不想听，什么时候NGO的声音政府不想听不行了，那个时候才能说“NGO元年”到了。鉴于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经费有限、成长和运作的时间不长，在设置环保议程上的成熟性、独立性、影响力与西方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当然，这些并不能阻止NGO的步伐和未来的前景。

在我国，也通过设置一些奖项等活动来推动环境问题的组织、公众议程的建构，从而最终解决环境问题，比如：地球奖、 “杜邦杯”环境好新闻奖、拜耳青年环境记者奖、福特环保奖等。

注释：

①②③姜晓萍、陈昌岑主编《环境社会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第28、29、30页

④蔡启恩著《从传媒生态角度探讨西方环保新闻报道》 刊载《新闻大学》 2005年 第3期 第66、67页

⑤王名等著《中国公共管理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 第91、92页

（附）相关名词的界定：

环境：一般指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背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主要是地球表面与人类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要素及其总体。参见《环境科学大辞典》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