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汉武帝封禅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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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封禅是武帝朝和西汉朝的大事。封禅不仅成为重要的祭祀礼仪大典，还在具有肯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作用。参与制作礼仪的人员众多，本文就参与其中的各个群体及其目的进行梳理。
汉武帝封禅其事始于元封元年，之后于元封五年、太初三年、天汉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先后五次亲自修封泰山。在整个过程中，汉武帝是决定和执行的权力中心，他的喜好和欲望在过程中占据主导的位置。意见群体主要是儒生和方士：儒生自汉高祖以来怀揣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渐进入汉朝官制系统。一些王室公卿与散游的方士相互关联，想从汉武帝的手中得到权位和利益。朝内负责祭祀的太常诸官，受命于皇帝，在整个过程中发挥自身职能。
1、汉武帝
汉武帝的时代仍属于“家天下”的时代，在朝官员的职能也是为其打理好家业。因此汉武帝拥有凭借个人想法任用、调动、罢免官员的权力。他的欲望、喜好、信任也主导着封禅的进行。
综合《史记》汉武帝诸臣列传中散落对他的描述，略知他除了“敬鬼神之祀”之外，还“喜善疾恶”、“好仙道”、“好文词”、“好宛马”、好缘饰吏法的儒术、好效古虞唐。至于朝臣，汉武帝则喜欢所谓礼让敦厚“和良承意从容”者，如卫青、霍去病、公孙弘、宽等；也喜欢按自己意愿从事的爪牙酷吏，如张汤、王温舒、杜周等。这些欲望和喜好左右着封禅内容和目的。尽管汉武帝封禅目的起于复古更化以兴太平，但在家天下的观念里他可以较为随心所欲，比如他在决定封禅礼仪的时候，下诏：“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①
2、儒生
儒生在汉高祖时便想法设法参与到政治之中，把他们的政治理念经过统治者之手逐渐施展开来，此时的叔孙通和陆贾都是代表人物，都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和秩序。汉高祖以来，汉承秦制，儒生渴望通过“改正朔服色制度”的更化改制来变革秦弊，建立一朝新制，以求民生安定。汉文帝时贾谊首先建议改制，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②主要目的是在解决“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地过古制”③的时弊，以求得国家安宁。贾谊的策论在当时没有得到应用，至汉武帝存复古之心，董仲舒答武帝的对策出现，更化改制再次被讨论。董仲舒推阴阳灾异、明《春秋》之义针对“公卿以下，争于奢侈，僭上无度”的时弊出发，④目的在于正王道、制义法、拨乱反正。董仲舒言封禅重在知礼明仪，以正王道，把皇帝置于天人感应中，通过深化皇帝来达到之乱的目的，同时也使皇帝权力得到节制。虽然董仲舒的理论为建立起汉朝意识形态，却没能取得仕途的成功。汉武帝比较愿意亲近公孙弘和宽这样的儒生，二人在封禅方面是遵从皇帝的心意，如宽在被汉武帝问及封禅事时用“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回应。⑤最后在封禅中，儒学偏于文饰之用。在制作封禅礼仪时，一般儒生拘泥经典又各持己说，难合汉武帝心意，最后被尽罢不用。
3、方士
汉文帝议论封禅时，方士也参与其中，被载入《史记・封禅书》的是赵人新垣平。后来新垣平诛杀于被揭发伪造，方士在统治层也没能活跃起来。至汉武帝时，方士得到重用，《封禅书》中先后记有李少君、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的活动，其中少翁、栾大凭幸位列将军，富贵非常。方士们主要持益寿不死、通仙人的各种秘方，目的不在申扬学派，是在于追求权位利禄。其中李少君、栾大又与王室公卿相关联，属于王室公卿为取悦或迎合汉武帝以保证私利所引荐的方士。方士在阐发封禅方面，多以黄帝为例，内容以不死登仙为主，相比儒生的封禅理念更投汉武帝所好。
建元元年，汉武帝制召举贤良文学之士的诏书，其中就体现出复古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主要是在古代受命符瑞、灾异缘起、性命夭寿、始终之序上。后来汉武帝又逐渐表现出自己对通神的向往，进一步又想像方士口中黄帝那样成仙。于是王室公卿、方士与汉武帝相互刺激，汉武帝在位期间不仅复兴和确立了大量与鬼神相关的祭祀，还在封禅大典上采用祭祀太一的礼仪，封禅目的也不死求仙相合，这些都来自方士的说法。
4、太常官员
汉武帝时主管祭祀的官员是太常诸官，《史记・封禅书》提及公卿、有司、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先为黄锤史）宽舒、望气王朔皆应主要指太常官员。太常位在九卿之列，在封禅祭祀中发挥的职能是典掌宗庙礼仪。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时任太史令“既掌天官，不治民”，⑥职责所在，也参与到祭祀封禅制推时制仪之中。《史记》对司马谈的描述则更进一步：司马谈认为史官是自己家族事业，这个职位在古时是非常重要的，主要职责是掌书，给司马家带来了荣耀。后来诸侯分裂国土未统，司马家的事业和声望也随之衰落。汉朝至汉武帝时，政局稳定，国家统一，司马谈也想恢复司马家史官家族名声。同时，自己适逢汉武帝筹备封禅大典，这是国家头等大事之一祭祀中最高级别的典礼。司马谈作为“典天官”的太史令参与到封禅大典筹备工作中，也期望能够如实记录下封禅大典的过程。但是最后汉武帝相信方士的说法，为通鬼神独自带侍中子侯上封泰山，司马谈滞留在周南不能随从，因而郁闷难抒，致死。临死向司马迁表达了这种悲痛，并嘱托儿子要尽到自己家族史官职责。⑦
另有黄锤史宽舒在学习了李少君方术之后主任祠官，负责汉武帝的祭祀准备工作。太常下有博士，博士弟子也参与到封禅筹备讨论中。其中出现争夺封禅制定工作主动权的学派团体，也惹恼了汉武帝。总的说来，太常诸官从事封禅祭祀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并不是主角，他们不能左右汉武帝的想法，只能在皇帝的授意下行使职能。
5、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死前留下一篇《封禅书》，⑧似乎是对天子封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⑨但实际上司马相如意图在于劝天子行事要考虑长远。⑩因为司马相如很明白当下要紧的实务应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B11（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解：
①《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1160-1161页。
②《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2页
③《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30页。
④《春秋繁露义证》附录二凌曙《春秋繁露注序》第508页。
⑤《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宽传》。
⑥《史记》卷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第3293页。
⑦《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5页。
⑧《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⑨《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70页。
⑩《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后稷创业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有于前，谨遗教于后耳。故轨迹夷易，易尊也；湛恩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隆业于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才是司马相如意图所在。
B11《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51页。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K]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K]
[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B]
[4]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