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赞译关系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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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是影响译者翻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至关重要。在清末社会伦理关系、政治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环境下，其赞译关系具体表现为依附关系、商业关系、独立自主以及友情合作关系。这些关系突显了清末赞译关系的多元性，对现代翻译工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译者；赞助人；关系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Patr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U Bing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03; English Department,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

Abstract: The patr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lating process,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patron is critical. With a great change in the social ethical relationshi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the translators are attached to their patrons, or independent of them, or establish a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m, or befriend with them. The variety of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of significance to modern translation.

Key words: translator; patron; relationship

引言

翻译过程中必然涉及译者与其他各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勒弗菲尔（Lefevere）在《翻译、重写及文学名声的操纵》里认为，翻译像注释、评论、选编、拟作一样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之所以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是因为它始终受到其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赞助人是影响译者翻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他对文学系统内的翻译活动有操控作用，可以推动、亦可阻止文学作品的阅读、创作与改写[1]。事实上，他从翻译的起始阶段就制约着译者的决策。一方面，赞助人的文化或政治意图只有经过译者以策略技巧的选择实施主体、译作的创作主体身份的翻译运作，才能得到全面或部分的实现。另一方面，译者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倾向只有在与赞助人的文化或意识形态意图的共谋或磨合、和谐与冲突中，才能以张扬或压抑的面目得到表现。

根据列弗维尔，赞助人是“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人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皇室、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如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等[1]。赞助系统含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元素：意识形态、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这个系统可能是集中(undifferentiated)的，即三个元素掌握在同一个赞助人的手里；也可能是分散型(differentiated)的，即这三个元素并不完全有赞助人施与。赞助的目的就是为译者提供生活的保障、政治上的庇护或者社会地位，使其译作与当时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考察一定时期赞助人与译者的关系将有助于理解译作的形成过程，解释当时的翻译现象。那么清末赞助人以及译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在此环境中将会形成怎样的关系？此种关系给我们现代翻译带来什么启示？

一、清末赞译关系的时代背景

1．清末社会伦理关系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又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社会关系，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嫡庶不同。宗法观念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以“家天下”的模式组建国家政权，家国一体，父权与君权相结合。在这种“家天下”的治国模式中，君臣民的等级分布是一种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呈现。从亲亲到尊尊，社会伦理关系处处表现为下者、卑者、贱者对上者、尊者、贵者的依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关系。清末以前，翻译还远未形成一种职业，译者大多作为幕僚或者辅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而翻译，译者在经济、社会地位上都要依附赞助人，因而与赞助人之间形成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然而，在近代中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列强侵入的历史语境下，清末社会开始了由“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态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的社会形态的过渡[2]。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主体之间能够逐渐走向全面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在新旧经济关系交替的过程中清末译者与其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2．清末译者的政治观

清末的译者大多数是“士人”。早期的“士人”有固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和特别的社会保障[3]。作为士人阶层这一“集体”的思想代表，孔子的“士志于道”是其为新兴的士人阶层所赋予的价值规范和人生信念。一方面传统士人要借助统治者的权力来为自己“谋道”，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践道”。“道”的实现必须要借助现实统治者的“势”才能得以实现。在古代中国，中国士人并不像传统的西方知识分子那样有自己独立的文化阵地，可以在“恺撒之事归恺撒，上帝之事归上帝”这种政统与道统二元抗衡的格局下，与世俗世界保持一种尊严的距离和独立性，而要以“道”辅“势”，甚至以“道”抗“势”，介入人间事物，“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4]。因此，清以前的士人从事翻译主要是想借助翻译达到自己干预社会，“志于道”的目的。

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晚清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科举制度的取缔断绝了士人追求仕途的出路，士人阶层开始逐渐分化，有的向社会中心移动，有的已经开始边缘化。虽然如此，传统的教育使大多数的士人在这社会转型时期依然怀有一种干预社会的情结，西方新兴技术的引进以及新式学堂与出版物的出现让他们找到了另一种实现理想的途径，从空谈政治转而到了翻译西书、办实业以开启民智、培养民德。因此，清末出现了很多印刷出版机构、私营报刊、学会、学堂以及书局、报馆等。士人或自己参与翻译，或延请知名翻译家到馆翻译，或自己创办翻译杂志。他们一方面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参与社会，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在一个转型社会里找到了一个立足点。

3．清末译者的义利观

在儒家传统思想里，义和利是相互冲突的，人们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取义而去利。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特别强调为了整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否则就是为人所耻的“小人”。但是，清末社会分工的门类细化，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萌芽等突显了“利”的重要性，士人阶层的分化使得部分原来依靠特权而活的士人开始思考谋生之道。在社会大环境的冲击下，他们开始认识到“利”的合理性，并且勇于追求自己之私利。清末稿酬制度以及版权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承认并保障了士人作为译者的经济利益，翻译西书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还能给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包天笑就是这样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最初的两本日文版小说—《三千里寻亲记》和《铁世界》之后，卖给文明书局，售价一百。这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可以为他博个好名声，“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5]与后来的翻译家不同的是，清末的大部分译者在追求个人之私利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更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们的“一己之利”大多与救亡图存、爱国保种、振兴中华的目标紧密相连，但是也有些译者的翻译动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最初的译介西学教育民众转而以赢取最大利润为目标。

二、清末赞译关系的表现形式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使清末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其涌现的赞助机构之多，参与的人数之广，翻译的数量之大，都是前两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翻译的门类不断翻新，题材层出不穷。几乎所有新兴的媒体包括报纸、杂志毫无例外地与翻译扯上关系，到1906、1907年翻译达到了高潮。1908年徐念慈统计上一年小说出版情况，不无夸张地称：“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6]王友贵在《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中曾对清末的主要翻译赞助机构进行了梳理。清末的主要赞助机构是19世纪中叶、后半叶陆续出现的印刷出版机构、私营报刊，也有改革家、政治人物创设的学会、学堂、书局报刊等。前者如1897年由夏瑞芳、鲍威昌、高凤池在沪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后者如梁启超1897年于上海集资设立的大同译书局、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刊等[7]。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印刷出版机构、报社或学堂学会，大部分都属民办出身，如商务。属于此类的还有一大批文人所办的报刊杂志，如《小说月报》、《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等。清末出现如此形式多样的赞助机构使得原本简单的赞译关系变得极为错综复杂。大致说来，清末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

1，依附关系

清末有部分翻译赞助机构是政府开办的，译者与其形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指令性的。他们通常受政府翻译机构的雇佣，全职为政府服务，为清廷的军事、外交、新式教育、兴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迫切需要而服务并收取官银。他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完全依附于赞助人。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对自己的译本几乎没有话语权，完全受赞助人的支配。他们必须对赞助人负责，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完成翻译。虽然这个关系还不涉及翻译过程，但根据文化学派以及功能派的理解，它对译者关于译本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关系中的赞助可以理解为能够帮助或者阻碍对文学进行阅读、写作或者重写的各种权力。赞助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的压制性力量[1]。赞助人直接决定了译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是译者的老板或者衣食父母，有权取消或者进行翻译活动，也有权依据自己的政治需求决定翻译选目，对翻译作品进行删改。比如严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地代表，他的选材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目的，但他本人同时又是政府官员，受制于他的赞助人，他于1892年翻译的Mission in China就是受李鸿章之命翻译的。为了取悦于他的另一赞助人吴汝纶，严复在翻译语言上很使下了工夫，三番几次把自己的译稿给当时的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看，就连标点符号也要请他过目。

1907年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兄弟俩共同翻译了《红星佚史》，把它邮寄给了商务印书馆，获得了两百元的稿费，但是他们所苦心收集的索引式的附注，却完全被删掉了。周作人无奈地说：“不过这在译者无法抗议，所以只好默尔而息。”[8]初次尝试翻译的周氏兄弟在社会上还没有地位，为了有更多的资金帮助开创自己的爱国事业，也只好如此作罢。

1896年《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发起创办。汪康年任报馆总理，办理馆内事物兼理外间酬应，梁启超任主笔，主持报中文字，以较大篇幅刊载“域外报译”。其中聘请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后来又聘请麦孟华、章太炎、徐勤等撰述。《时务报》的创办得到了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赞助。其最初的开办费，主要是移用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张之洞所捐占半数以上（七百两）。此外，他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发动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9]。这使得《时务报》的刊行数量越来越大，可见赞助人张之洞对这份报纸的推广作用和影响。但是一旦《时务报》逾越了他所认可的言论轨道时，他便进行干涉和镇压。他一向不赞成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看到梁启超在报纸上援引其老师的言说深感不悦，更让他感到愤怒的是《时务报》上出现越来越多犯大忌的文字。由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的《知耻学会序》尤其让他无法容忍，他对汪康年频频施加压力，汪氏对此也颇为烦恼，在梁启超离开上海去长沙主讲时务学堂时，对梁启超的文章“改正”了数处[9]。

2，商业关系

除了政府开办的赞助机构以外，清末还出现了大批的民间赞助机构。由于清政府科举制度的取缔使立志仕途的士人突然间失去了人生目标,新兴出版业的发展让他们看到了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到翻译西书的行列。报纸杂志的诞生以及稿酬和出版制度的建立,使出版商可以从图书出版中获利,而士人也可以依靠稿费来维持生计,因此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或半职业的译者,他们把自己的译文以一定的价格卖给出版社或杂志社，并与其构成商业关系。此种关系在翻译中较少指令性条件，若有条件也多是建议性的，译者相对而言具有享有较大的自由度。赞助方是否委托人也有很大的弹性。他们的赞助动机也各有差异。有的以介绍西学为宗旨，有的以社会改革为目标，有的为了发展现代教育，有的为了兴办现代产业振兴国民经济，有的专为追逐利润。然而不管其动机如何，作为商人，他们大多奉行“在商言商”。

译者在经济上依附于赞助人，但还有自己的说话权。这类关系在清末比较普遍，既带有封建时代的特征，又彰显了现代商业运作的特点。译者遇到自己不愿意翻译的原文可以拒绝，甚至对原文中内容的删改也有很大的自。比如，1898年总理衙门又奏准将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的大同译书局改为译书官局。每月拟拨给译书经费二千两，官督商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1902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译书局，分别承担中小学中学和西学课本的编写任务，书本的挑选和编排完全由编写者和译者负责。再比如湖北在日本的留学生计划翻译出版《支那经济全书》，得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成，拨款筹办，由许季佛的一个湖北朋友陈某总管。这样，译者在选材、翻译方法等方面有比较多的自由。

随着商务印书馆的扩大，尤其是对西学需求的加大，商务印书馆聘请了很多馆外编辑。他们不需要每天到馆，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翻译好的文章拿来便是。这样的方法也叫包译。主要是由赞助人选择好要翻译的书目，开列一个书单，并注明要每部书的价格，然后把它们分别派送给能够翻译的译者，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译文交上来，然后再给译者报酬。这种做法表明赞助人与译者双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选择自己所需。赞助人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指令性要求，甚至有时有些译者也可以选取自己喜欢的文本去翻译，如果合适，商务也照样给予报酬。林纾前后与20家左右的书局、报社和杂志社有过业务。这些机构直接向林纾下订单(指令)，或者从他那里接收投稿，审核后付酬。这些赞助机构由于林纾的翻译而获得读者市场，林纾也由于这些机构的赞助而名利双收。

3，独立自主

有些译者既不创办翻译机构，也不附属任何翻译组织，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这些译者独自完成个体翻译行为，然后寻求出版、发表或公开译作，译者同时就是翻译活动独立的赞助人，译者是自己的主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爱好来选择译本，在翻译中不受赞助人的左右，这一类译者在清末出现的越来越多。由于知识分子的职业化，还有些译者通过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占有了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自己办报、办杂志，发表翻译作品。清末很多民间翻译机构原就是译者自己创办的，其动机或为追求政治理想，或为谋求生计，或为追逐利润，或为振兴文化教育事业，就连林纾都拥有自己的《译林》杂志社。像他这样的情况还很多，比如梁启超1902年主编《新小说》。受其影响，李伯元办《绣像小说》，吴研人办《月月小说》，黄人和徐念慈办《小说林》，之后《新新小说》、《中外小说林》等也纷纷创办，1910年包天笑主编的《小说月报》等也刊登翻译小说，包天笑自己也是杂志的主要译者。严复曾赞助汪康年创办《时务报》，1897年他感到有必要“开民智”，于是自办报纸，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上文所提到的《时务报》初办时接受很多官吏富绅捐款，如洋务派的张之洞捐款最多。但是，这些报刊书局又因发表很多译本影响较大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赞助人。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显在的赞助人,也无需接受政府或其他赞助人的指令,在翻译过程中充分享有自由,但也正由于此,他们缺乏经济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保护而不得不时刻注意接受市场的监督,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否则会被市场淘汰。

4，友情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表明，朋友之间彼此有互敬相济、劝善规过之互动行为规范，共同担任事务，与友属一体同甘苦。比如鲁迅与周作人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都曾得到朋友蒋抑卮的帮助，垫出了印刷费二百元，印出了两册小说集。而蒋在东京医治耳朵的时候也曾得到鲁迅的帮助。严复自翻译《天演论》以来，影响很大，想聘请他做翻译的出版机构很多，出版社想借用他的名气以及译品来吸引读者，而严复也需要借助知名的出版商推销他的译作，因此在翻译中，严复与一些出版社建立了一种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一旦严复遇到经济问题时，与他合作的赞助人都会尽力给予帮助。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在给严复的信中曾多次提到为其存款的事宜，如：

又陵先生惠鉴：前得十一月十九日手书，属拨寄散世兄食伙五百元，即饬照办，并于二十四日肃复数行，计蒙辑入。嗣又奉到十一月二十四日惠函，知前寄去中国银行已经递到。属将定期存款三户择小者先行取销，归还汇京之款，当交会计科详查…。承属清结，即遵将“蕙镶馆”定期存款及十月分以前版税，又定期、活期之息一并拨还前汇中国银行短欠暨近拨福州食伙之款，尚欠二百二十三元四角九分九厘…。[10]

此类信件很多，主要谈到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给严复的翻译所拨付的款项。从信中可以知道，张元济不但支付了严复应得的报酬，而且还帮助他处理财务上的事情，如银行定期存款以及活期存款的收益，建议严复怎样存取定期、活期，它们有什么样的好处等。其细致周到的语气和态度昭示着张元济与严复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相互信任，又相互关照，全然不似老板与雇员那么生分。事实上，张元济不仅代表他自己与严复在交往，更重要的是代表一家知名的出版社在与译者打交道。这种关系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商业上的往来，渗透着浓浓的友情。由此可见，张元济已经远不是我们想象中对立利益的争夺者，而是与严复一起共进退。他们的关系远远超出了生意上的合作，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在清末，类似这样的关系屡见不鲜，在各种商办的民营出版社或印刷所会经常遇到。

从商务印书馆所搜集到的厚厚的张元济的三部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与其他译者的关系也绝不仅止于赞助人与译者商务上的关系，也不是现在常见的顾主与雇员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张与伍光建、胡适等各位译者不仅谈及稿酬的问题，也涉及一些私生活的内容。从相互间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业务上的往来到当今时局的评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关系在商务以及其他的民办出版社或报刊、杂志等地更为多见。他们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用一个词来概括，而是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末翻译如此繁荣，在西学引进方面成就如此之大无疑不能忽视赞助人的作用。与历史上其它时代相比，清末的赞助人、赞助机构呈现出多样性和可变化性等特点。清末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赞助人既有政府赞助人也有民间赞助人，而总体趋势是政府赞助机构越来越弱化，民间赞助机构逐渐占主流地位。赞助机构的性质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发生变化，有的由官办而逐渐成为官商合办，也有的由官办而逐渐成为私人独立经营。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各种关系兼而有之，只是有所偏重罢了，这一特点尤其在民间赞助机构里更是突出。当然，清末总体趋势是，随着民间赞助机构的增长，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关系在赞助人与译者关系中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关系。这也从某个方面表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的约束相对减少，其主体性逐渐增强。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清末翻译数量以及翻译门类如此之多的原因，在引进西学方面是中国翻译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清末赞译关系积极意义之所在。

参考书目：

[1] Lefevere, And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14-15

[2] 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11.

[3] 刘泽华，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6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1

[5]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175

[6]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33

[7] 王友贵，中国翻译的赞助问题[J] .中国翻译，2006（3）：15-20

[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 .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141

[9]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M]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96，88

[10]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I）[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