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四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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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轮新城镇化投资热潮喜忧参半。
8月4日，国家发改委消息称，今年上半年先后批复了沈阳9号线一期工程等8个轨道交通项目，预计另有10个项目下半年将开工建设。据统计，现已有36个城市获批建轨道交通。到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将达到6000公里运营里程，相关投资将达四万亿元。同时这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还将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民资位次。
这是“新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自中央政府 “十”提出“新城镇化”规划后，10年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令外界备加瞩目。前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十多年前创造了金砖四国概念，但他承认“中国是目前唯一称得上的金砖国家”。
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新城镇化的原因，在于其对能够释放投资产生的巨大渴求，这对目前普遍低迷的国际市场具有吸引力。国内省市热衷的原因，在于新城镇化有可能在中国下一轮改革中创造红利，并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更何况，地方政府对饱食上一次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美食仍意犹未尽。
但部分学者对此也表示出担心。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健坤就撰文称，中国今天城镇化建设，已演变为地方透支财政的“大比拼”。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坚认为，在地方政府投资责任没有明确，地方债日益累积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就仓促下放投资量达数百亿的城轨项目审批权，有点过于草率。
更让业界担心的则是新一轮的财政刺激信号。例如中国农业银行近期向上海市政府提供近2500亿元的信用贷款。作为仅次于财政部以发债为筹资主渠道的第二大发债体国开行，在十几天时间里，先后与江苏、河北、青海等多省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以加大对这些省份的支持力度。此前国开行行长郑之杰曾撰文表示，到2020年实现60%城镇化的目标和目前近2亿“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测算，需要新增投资超过50万亿元。
这也难怪民间本能地将这轮投资热与当年的“四万亿”联系在了一起。宏观经济学者胡释之认为，在各界对新一届政府重启改革抱以很大期望的当口，这些政策似乎是在重回“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的老路。一些学者的批判则更为严厉，认为如果新一届政府进行经济刺激，便意味着不能承受改革的代价，结果必然是重走“四万亿”的老路。
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公开表示，新城镇化不是第二个“四万亿”，地方政府要改变政策判断和路径依赖。他认为新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并不是“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的延续，“所有人必须转变观念，否则期待就会落空”。知名经济学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对《环球企业家》说：“媒体可能是放大了这种担心，如果将这些远景投资计划拆解来看，也可以理解。”
升级
纵观全球，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都是工业化演进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历史上的城镇化更是工业化财富滚存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不是通过工业化的财力积累，再经过经年累月的堆积而发展起来的。
但民间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年“四万亿”计划的负面效应至今让人心有余悸。“四万亿”在短期内有力地稳定了就业和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其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谓不大：经济转型迟滞，产能过剩加剧，地方债务高筑，投资效率不高。曾经支持力度较大的行业，如钢铁、造船、光伏等产业由于进入过度，已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官方显然不认可这种论调，并极力避免误读。《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14日发文称，相比“四万亿”，此轮投资定位更准确，目标更明确，更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可持续发展。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相关官员也多次在一些论坛发声，强调新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而不是投资，也不是“投资拉动经济”模式的延续。
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相关人士也很快接受采访进行辟谣，强调城市轨道交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仍需向国家发改委上报当地发展建设规划。在规划获批后，地方还须严格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规划上马投资项目，不得提前开工和随意修改规划方案。
在华生看来，审批权的下放无疑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约束监管机制，以及投资失误后的追责机制。在上一轮“四万亿”刺激政策中，很多地方政府因为项目获批太过于容易，后期甚至有所谓“不花白不花”的奇怪现象，这也造成号称“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最终甚至超过“10万亿”。当然还有巨额的地方债问题。在具体的项目方面，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高GDP，不顾一切上项目，也全然忽略了对项目的盈利性与风险性的整体考虑。
“新一轮投资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讲求投资回报，并提高投资的效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告诉《环球企业家》。在他看来，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城镇化，决然不能再走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印钞票”的老路，要吸引更多民资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的回报和效率。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多投向高铁、港口和机场等，但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另外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例如地铁、城市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等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
这当然也是中央政府提出新城镇化的目的所在。长期以来，国内城市发展过程中摊大饼式扩张、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问题非常突出。因此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城镇化，强调不再是直接拉动基建、房地产投资为目的的造城运动，更多的是制度性改革，推行人的城镇化。将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由农转城，让大家的身份变高，从而让大家的社会福利等待遇提升，从而提升其购买能力。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早先强调，要保证有限的政府投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主要包括：“十二五”规划明确的重点建设任务，棚户区改造及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具备建设条件的能源项目，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工作安排，预计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出台全国城镇化规划。正在起草的《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已经初步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率的规划目标。一位接近规划起草组的专家透露，规划初步提出未来城镇化水平将稳步提高，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华生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我比较失望的是这个计划提出半年多来，还没有看到‘新’在哪里。”他表示，新城镇化既然提出要打造民生工程，就要真正落到实处。当然，这还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