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动飘逸 意态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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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行草书最为盛行。早期倡导宋、元帖学，复古思潮盛行，“台阁体”泛滥；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以畅神适意，抒发个人情趣为宗旨，改变了书坛的沉滞状态，出现“天下法书归吾吴”的兴盛局面；晚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及个性意识的自觉，推动了行草鼎盛期的到来，一时名家辈出，流派众多，遗留下了众多个性鲜明、意态活发的行草书法作品。武汉博物馆珍藏的一批明代行草书法作品，灵动飘逸，各具特色，现从中撷取六幅精品赏析如下，以窥一斑。

文徵明《行书七言诗》轴（图一），纵345厘米，横95厘米，纸本。内容为其所作的七言律诗《雨中放朝》：“霏微芳润浥霓旌，历落彤墀散履声。瞑色浮烟迷左掖，碧云将雨近西清。柳垂青琐千丝重，水落银桥万玉鸣。沾洒不辞袍袖湿，天街尘净马蹄轻。”行书笔划挺秀，字迹灵动，运笔娴熟流畅，墨气十足，张弛有度，既有节奏感，叉行距清晰，没有一字相连，神韵、气质兼备，线条、结体均美。自识：“徵明”，钤白文“文徵明印”、朱文“衡山”二印。文徵明（1470—1559年），初名壁，号衡山居士。江苏长洲人，“吴门四家”之一。其书法以超逸俊秀而出群，尤擅行草书，早年师法怀素和苏、黄、米各家，后学怀仁《圣教序》、智永，临学精博，融合变化，法度谨严，运笔遒劲洒脱，风格潇洒自然，自成一体，与祝允明、王宠并称“吴中三家”，对明代后期有较大影响。文徵明一生勤于书法，终身不辍，直到耄耋之年还挥毫泼墨，减为可贵。其传世行书墨迹甚多，珍藏于多家博物馆，此外还有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所书《尺牍》、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诗稿五种》册页，笔法皆顿挫变化，神态飘逸，隐见晋唐各家形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文徵明《雨中放朝》行书轴，与此幅行书诗轴内容完全一致，行笔灵韵生动，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其昌《行书五言诗》轴（图二），纵140厘米，横68厘米，纸本。内容为两竖行行书，共二十字，书唐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月台》，诗曰：“南馆城荫阔，东湖水气多。直须台上望，始奈月明何。”自识：“其昌”。整幅书法运笔潇洒若行云流水，屈曲回环，体式俊迈，笔画圆劲苍秀，平淡古朴，章法布局仿五代杨凝式，分行，行距较宽，疏朗匀称，收放自如。其书力追古法，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讲究枯湿浓淡变化，注重笔墨效果。整体观赏，诗歌清新雅意，书法风格独特，十分和谐，给人以墨满秀润、飘逸流畅的美感。董其昌（1555-1636年）是晚明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赏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他的书风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融合各家书风的基础上自成一体，飘逸空灵，康熙、乾隆都以董其昌的书法为宗法，备加推崇，直至手摹董书，列于座右。他广泛临摹古人，行书以“二王”为宗，兼及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在综合晋、唐、宋、元书风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自创新貌，追求疏淡之美，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书法创作中平淡率真的个性，给晚明书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从而在圆熟秀逸的“赵体”称雄数百年之后领一时之。晚明书家大多喜欢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加钤官印，这幅书法钤白文“大宗伯印”、朱白文“玄宰氏”二印，“宗伯”为六卿之一，董其昌于天启五年（1625年）拜南京礼部尚书，正二品，礼部尚书称“大宗伯”，可见此作品当为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所书。

米万钟《草书七言题画诗》轴（图三），纵153厘米、横60厘米，绢本。诗作内容为：“冻合千岩紫绿消，柴扉不掩草萧萧。重帷沽酒休嫌晚，有客关山度寂寥。”其行笔多用中锋，笔势圆劲而有弹性，线条流动挺拔，毫无怯滞生硬之感。自识：“题画四米万钟”，钤白文“古口怪石知工”、朱文“米万钟”印。米万钟（1570-1628年），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后裔，字仲诏，号友石，又号石隐庵居士，为明晚期著名书画家，尤在书法上成就颇高，尤擅行、草书，师法米芾，用笔浑厚有力，有米氏家法之华美腴润之姿，而无峻奇之态。此轴作品气势浩瀚，体势骏迈，运笔上刚劲强健，且具奔腾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结字上自由旷达，婀娜多姿，提按轻重分明，端庄间隐见稳重成熟的书风。用笔丰润矫捷，突出中锋，正、侧、藏、露变化多端，点画波折连贯过渡，纵横恣肆，浓纤相宜，凝重而不失轻灵活泼，字态以纵取势，以拙取巧，俯仰向背之间多具情趣，在保持字体重心平衡的基础上，追求结体舒畅之美，显得毫无雕琢之痕、枯涩凝滞之态。整体布局十分和谐，看似闲散平实，实则奇纵放逸、字距前紧后松一卜疏下密，书写自然流畅，起笔、落笔、转折、向背、顿挫、抑扬均飘逸超迈，跌宕起伏。足见作者笔法之精熟，意蕴之深厚，既秉承了浓重的米芾书意，又沉着飞翥，盘曲迂回，以纵逸的笔态形成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瑞图《行书五言诗》轴（图四），纵174厘米，横44厘米，绢本。内容为：“独酌芳春晚，登楼日半醺。谁惊一行雁，冲断过江云。”自识“瑞图”，钤白文“张瑞图印”、“兴酣落笔摇五岳”二印。张瑞图（1570-1641年），字长公，号二水，褊建晋江人。擅长行、草，行书奇逸，以折代转，取圆滑而增古拙，于钟、王之外另辟蹊径，受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霜红龛集》）的理论影响，将流行的行草熟媚圆转变为生拙方劲，因风格奇宕而自成一格，为晚明四大书法家之一。此幅行书轴一改中国传统书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中锋，用笔多方硬侧锋，以侧为主，中侧并用，以激荡跳跃、娴熟迅疾的线条显现书法的气势和力度，行笔转换自然，笔画简练、舒展又显夸张，线条变化丰富，给人以奇险莫测、气势宏大之感，体现出其行书张扬、流畅、率真的鲜明个性和独特的审美观。

王铎《行书五言杜诗》轴（图五），纵160厘米，横52厘米，绫本。内容为：“江上日多雨，萧萧荆楚秋。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勋业频看镜，行倚楼。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行书笔势连绵流畅，收放自如，起笔、转折处多方笔，凝重而不呆滞，宛若行云流水，有一气呵成之概。结体、章法大小错落，奇险超逸，外透洒脱，内敛刚劲，字与字之间布置和谐，呈现出疏淡而不空阔、丰润而不肥腴的艺术效果。自识：“石芝开士，甲戌书杜，王铎”，钤白文“王铎之印”、“经筵讲官”二印。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号十樵、嵩樵、痴庵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进士，明朝覆灭后，人清廷，官至礼部尚书。王铎是清初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诸体皆备，行草吸取米芾之长，师承虽与董其昌相近，但与董崇尚柔媚秀逸的风格迥然不同。此轴书于“甲戌”年，即明崇祯七年（1634年），王铎时年42岁，正值壮年艺术成熟之际，此轴堪称其行书精品之作。

姜宸英《行书七言唐诗》轴（图六），纵115厘米，横37厘米，纸本。内容为节录自唐代诗人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之一：“云衫玉带好威仪，三洞真人入奏时。频著金鞭打龙角，为嗔西去上天迟。”钤白文“姜宸英印”、朱文“西溟”、“老易斋”三印。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潜心翰墨，工小楷、行书，为明末清初卓有成就的书法家。清杨宾《大瓢偶笔》对他的书法历程有着形象的描述：“西溟少时学米、董书有名，至戊辰后，方用第四指学晋人书，丁丑后方用大拇指”。观整篇书法，布局疏朗有致，书风飘逸秀润，落笔从容有力，通篇精神贯注，毫无滞涩之感。书法笔势流畅纵横，结体丰满圆润，章法平稳，用笔平和自然，大小疏密错落有致。字间相连有四处，看似不经意，却各具特色。其中“好”字与“威”字的连接，线条细小，宛若一幅素描，作者在二字之间随意的一笔勾勒，一下子盘活了素描中的某个场景；“龙”字与“角”字的相连，就像转折之间的一种自然过渡，很自然地串成了一个名词；而“嗔”字与“西”字的连接，作者则使用了粗笔浓墨，好似粗犷的酒令，为画面增添另一种色彩；“去”和“上”的连接，中间突然有些中断，看上去，仿佛在阅读一篇抒情散文，正读到佳境，忽然又有所停顿，恰似一种极其自然的过渡，使作品显得余味悠长，让人浮想联翩。

明代行草书家的作品或俊雅洒脱，或古朴丰润，或纵逸无迹，或生拙方劲，或雄畅苍郁，极具摇曳生色之姿态，以上诸书家自抒胸臆，风格上注重个性化，格调明朗豪宕，在传统的帖学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明代书法艺术的兴盛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