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无王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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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忠孝的难题,令许多人为难,但在其中,只有高尚的人才真觉得痛苦。其他人的为难,在于世议

古人的道德冲突,往往表现为范畴冲突。如忠孝仁义,各具美妙,总有互相操戈的时候。如果父亲命儿子做害生不仁的事,儿子怎么办?东汉延笃曾写过一篇《仁孝论》,认为孝在仁先,孔子不是说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三国曹植,则认为孝近仁远,各存功用,孝而能仁,斯为极美。这些话说来说去,都是糊涂账,好在古人对这个冲突不怎么在意,常规的处理,都是以孝为先,仁不仁的,居其次焉。在今人看来,这有些不能接受,比如希特勒建集中营,然后声称“都是我爸爸让的”,一点原谅也得不到。但古人先孝后仁,有他们的理由,那时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必须维护,而仁的规范并不清晰,大家说得虽多,其实不怎么在意。

真正的烦恼,是忠孝的冲突。东汉袁淮说:“仁者爱人,施于君谓之忠,施于亲谓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述,但遇到事情,全然无用。三国时的徐庶,本是刘备的谋士,荆州一战,他的母亲落在曹军手中。此时的徐庶,心乱如麻,便把“忠孝同源论”念上十遍,也无用处。在这种处境里,心肠硬的,无往而不利,去刘归曹是孝,弃亲保主是忠,怎么都有道理,怎么都是自己的对;心肠软些的,方觉两难,投曹是不忠,弃亲是不孝,怎么都没道理,怎么都是错――范畴冲突之所以肤浅,也在这里。

但还是接着说范畴冲突。东汉时,邛崃有个九折阪,是极险的道路。又先后有两个益州刺史,一个叫王阳,一个叫王尊。王阳走到这里,说:“我是父母生养的,为什么总来犯这种风险呢?”后竟托病辞职。王尊走到这里,对车夫说:“走!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行路小事,两人都要扯到忠孝大义上,可见这个论题在当时的重要。

古人说忠孝,爱道王陵事。王陵是刘邦的部下。刘项相争,项羽拘留王陵的母亲,想要挟王陵背汉归楚。王陵的母亲要成就儿子的前程,竟伏剑自杀。这样一件惨事,竟千年传为美谈,令人怀疑,古代的忠臣,至少有一半,偷偷地羡慕王陵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遇到问题自己解决,不给儿子添麻烦。

还会有别的运气。东汉初的邳彤,也遇到这种事,母亲被人劫持在信都。他哭着对来使说:“事君者不得顾家,家里的事我是管不了啦。”万幸的是,另有人攻下信都,邳彤的母亲活了下来。这有点像电影里的故事,一个好人不顾另一个好人的死活,另一个好人总也死不了。

项羽也拘留过刘邦的父亲,刘邦不在乎。既没有刘邦的勇气,也没有王陵或邳彤的运气的人呢?赵苞的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了,赵苞不顾私亲,结果母亲被杀。曹操和吕布打仗,手下有一个叫靳允的县令,母亲被吕布执住。靳允不敢叛离,流涕守城。

这个问题后有另一个分枝。两晋以降,佛教盛行,那么,出家为沙门的人,不奉养父母,不给父母生孙子,算不算不孝呢?佛教徒孙绰反难道,有那么多忠不顾家的人,都名垂青史,你们怎么不以不孝为他们的罪过呢?出家人“令逝没者得福报以生天”,是孝的高境界,且若有兄弟在家,奉养不废,岂不两美?释慧远则说,“理与世乖,道与俗反”,出家人“远通三乘之津,广开天人之路”,尽管弃家离亲,也谈不上不孝。

佛教徒要协接世俗,只能做此论。无论如何,范畴是粗疏的,若只在范畴里考虑问题,往往没活路。春秋时代的齐国,田常杀死国君,然后要国人盟誓,不盟者,处。有个叫石他的人,进退两难,最后只好“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剑,以死其君”。石他在死前感叹:“呜呼!生乱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义,悲夫!”

古人的痛苦,是没有把道德责任和意志的自由、行为的能力联系起来。王导有名言:“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王导暗中倾害周伯仁,周伯仁的死,他是有责任的。但抛开史实,仅就这句话的字面而言,描述了一种典型处境。一个人对能力之外的事,有道德上的豁免(更不用说八竿子之外的所谓间接责任,那是头脑混乱的产物)。徐庶如果选择留在刘营,也是没有错误的,如果曹操杀死他的母亲,那是曹操的罪过,徐庶不用负责。

但责任之外,还有感情。所以说君子可欺之以方,如果是刘邦那样的强人,劫持其父母,什么用也没有。古代忠孝的难题,令许多人为难,但在其中,只有高尚的人才真觉得痛苦。其他人的为难,在于世议,在于找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处理方法。忠孝、公私、君父等,看起来两不能下,却有滑不留手的解决办法,既能令一些人左右两难,也能令另一些人左右逢源。■

刀尔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