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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前见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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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虽然皇权至上,且有“为尊者讳”的旧训,但皇帝并不能完全逃脱各种监督和约束。言官诤臣的冒命直谏是其一,“起居注”则是又一种形式的监督。而皇帝在起居注前的表现各异,固然受其素质、度量、襟怀、智商决定,同时也会对其事业盛衰产生一定影响。

“玄武门兵变”后,李世民终于当上了皇帝,好梦成真。但他知道自己虽然是“正当防卫”,毕竟杀人太多,手段“超常”,至少也是“防卫过当”,于是就很想知道起居注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当唐太宗看到史官记录的“玄武门兵变”,含混其词,“语多微隐”,给他留足了面子。但他并不满意,因为他到底是个明君,觉得这样记很不合适,这种捂不住的事情你不记别人也会记,所以就要求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就是有一说一,如实录来。

到了宋代,起居注就没那么大震慑力了,但尚有余威。宋太祖没事偷着乐,在后宫苑里打雀,侍御史张霭称有急事要见。皇上听罢汇报,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很是扫兴,愤而质问为何小题大做,扫了朕的雅兴。张是个直肠子,便实话实说:“臣以为这些小事,也比打雀要紧。”皇上恼羞成怒,抄起柱斧柄敲掉了他两颗门牙。张慢慢俯下身去,捡起落齿揣在怀里。皇上说:“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张吐了一口血水答道:“为臣不能状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起居注。”宋太祖为之悚然,立马转怒为喜,好言抚慰,并赐了一大堆金银财帛。

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雅量就要差多了,他大概是干了不少不宜记载的丑事,譬如逼死弟、侄,霸占小周后,“烛光斧影”等,就干脆改了皇帝不干涉起居注的规定。他于太平兴国八年,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起居注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皇帝想看就看,想改就改,结果起居注从监督皇帝变成了皇帝监督起居注。这下可好,他倒是无所顾忌了,起居注的相对独立性和监督意义也荡然无存。

最可笑的是东晋的桓玄,刚篡位过了三个月皇帝瘾,就被北府兵赶得东奔西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狼狈不堪的逃亡路上,这位“百日皇帝”想的不是如何度过难关,东山再起,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起居注上。他看了史官记的起居注很不满意,干脆自己动手写了起来。在起居注里大谈自己如何抗击叛军的英明决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因手下将领不听调度,才导致失败,此“非战之罪”。他还将他的起居注“宣示远近”,可没几天就兵败身亡,他自书的起居注也成了历史笑谈。

不知是否巧合,四个皇帝在起居注面前四种态度,恰好与他们事业的大小成正比,这大概也能说明监督的重要性:李世民鼓励直言,有啥说啥,建立了贞观盛世;赵匡胤知错就改,亡羊补牢,统一了中国;赵光义气短心虚,文过饰非,最多也就是一个守成君王;桓玄为所欲为,信笔涂鸦,仅做了一个“百日皇帝”。当然,平心而论,起居注这种以“警戒人君”为目的的东西,尽管对皇帝多少有点监督作用,使其有所忌惮,不敢胡作非为,不过也就是对那些明君令主有用;如果碰上桀纣之君,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史官不敢如实记录,皇帝也不当回事,起居注就如同废纸,纵有太史简、董狐笔,也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