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亮:生活远远高于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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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故事片是想从无到有地建筑一个世界,而纪录片是从有到有……我们到一座山来拍纪录片,这座山原来就在这,只不过纪录片作者通过拍摄、剪辑的选择把这块石头雕琢出来,这样一种创作形态,至少不是我熟悉、习惯,也不是最理想的一种。”

“我热爱电影比生活多一点,但我始终还有另外一个反面的想法,生活要远远高于电影,电影只是很轻微,而且影像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这不叫矛盾,我热爱电影多于生活一些,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电影这个东西是很无能的,是很无力的,改变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事情。”

热道:你为什么没有拍纪录片而选择做剧情片导演?

应亮:这个是“个人”性。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同学也有拍纪录片的。包括他们毕业以后去电视台做所谓专题片,虽然他们在学校里是比较专注于故事。

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来教学的老师都是剧情片方向的,不管摄影老师还是导演老师,包括剪辑的老师,都是故事片方向的,一开始就设定在那里。所以包括宁浩在内,我们大家设立的理想都是做剧情。从现在来说不时髦,是带有一些学院色彩的。所以那天杜庆春老师说我是从电影到电影,是从电影本体入手,这是很准确。

另一方面,这几年实践以后,接触到很多中国当代的独立纪录片,常常会思考也常常被人问到:为什么不做纪录片?答案是我不适合。有些人不适合做故事,有些人不适合做纪录,都是有各自的原因。

热道:那么在你私人的层面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原因?

应亮:从我的情况来讲,最基本的原因:我做故事片是想从无到有地建筑一个世界,而纪录片是从有到有。我之前和陈心中聊天也说到,我们到一座山来拍纪录片,这座山原来就在这里,只不过纪录片作者通过拍摄、剪辑的选择把这块石头雕琢出来。这样一种创作形态至少不是我熟悉、习惯,也不是最理想的一种。从我性格来说,我喜欢一个可以去控制的东西。而且我缺乏耐心,中国的纪录片是走小川绅介那种路线,有一种长期的耐心,这方面我也比较惭愧吧。

我对电影本身的热爱要多于生活,我也很热爱生活,但是我会把电影放得高一点。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反思,希望能改变一下这些东西,我也经常会很认真地去想,我的影像重要还是生活重要、拍摄对象重要。

热道:我觉得你不愿意拍摄纪录片,会不会是因为内心给了自己一个限制?就好像一开始你说你这个是学院传统,然后性格不太合适。但很多东西或许尝试后会感觉不一样。说一个很生活的比喻,好像有人讨厌榴莲臭豆腐的味道,但是尝试以后却上瘾。

应亮:主要是我不狠。就是说道德底线、道德焦虑的东西对我影响比较大。现场实拍会让我不断认为这很侵犯、干扰对方的个人生活。我们在谈话,有些人可以赶快拿出摄像机就拍,我就做不到随时随地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意愿,多一个摄像机在现场,去刺激对方,这个我确实做不到。这有一定的道德侵犯。

这一次我刚拍完的长片叫《消失在春天的生命》,关于5年前自贡的一场公交车事故。公交车在午后高峰时期满载乘客失控,栽到河里了。我这次尝试了一半剧情一半纪录,有点像《另一半》,但《另一半》里的访谈是演员演的。这次是真实的。

采访是纪录的主要部分,采访一些遇难者家属和一些技术人员,比如说以前是公交车维修厂的工人,或者是当年在那趟车上卖过票的人。其中有拍到一个幸存者,自己生活因为这个车祸被改变,比较灰色。他在医院里,那趟车60多个人,15个去世了,40多个人都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病友在医院里面,医疗方面保障不好,医院治疗得很差,情况很惨,就开始哭,我就很难处理这个事,我马上就准备关机了,不拍了。

我就问其他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就说这很正常啊,这种场面很普通的当然要把它拍下来。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他的隐私被我侵犯,包括我狠不下去继续去拍他。我就有这种焦虑,这种焦虑会导致我很难做纪录片。拍剧情片相对轻松得多,我不会欠,不会在人情上、道德上欠对方,我去找这次拍摄中那些被拍对象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首先我是欠你们的,我是有愧疚的。

热道:如果你的片子里有反映问题的部分,你会出于同情心和道义感不自觉或者被动地参与吗?比如他们如果找到你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会持一种外来者(拍摄者)理性冷静和旁观的态度,还是不小心地参与了?

应亮:所以我拍不了纪录片。遇到这种事我就去做了。5年前那个车祸刚发生的时候我没有马上拍,因为那个车祸很严重,当时市中心好几万人都去看,我跟我女朋友也在现场。但我就没有想我是影像工作者,没有想马上拍一个片或者是怎样。无论是尊重死者还是别的,我觉得应该有一段时间反复去沉淀思考这个事件以后,再考虑拍片,那才是真正的态度。在现场因为我下不去,如果我下得去水中,我肯定不会拍,而是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所以我做不了纪录片摄影师。我不可能坐视不管。

热道:电影是理念的表达。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理念或许对这个世界能有一些影响?比如会有一些人被感动,或者思考一些自己平时不会想的问题,然后他们的生活因此改变?

应亮:在我的概念里,虽然我刚才说我热爱电影比生活多一点,但我始终还有另外一个反面的想法,生活要远远大于电影,电影只是很轻微,而且影像本身没有什么作用。这不叫矛盾,我热爱电影高于生活一些,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电影这个东西是很无能的,是很无力的,改变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事情。

真的能对拍摄对象产生什么益处吗?我不觉得电影很万能,或者说很看重。比如我这次车祸的东西拍过之后一个星期,成都一辆公交车就着火了,而且是同样的管理问题。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情很无奈,很宿命,我拍了一个跟公交事故有关的片子,想要有所作用,但是现实还在发生同样的事情,甚至更严重。这让我明白影像做不了什么,顶多是个人表达、个人纪录,喜好而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私人的自私的东西。会真的有作用吗?当然很多影像工作者的作品有真正作用,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我的影像是很无力的。完成一个表达而已,仅此而已。而剧情片确实比较轻松,实现一些个人的东西,不会太多干涉到别人的东西,你干涉了的也能补偿,比如你为我做演员耽误了工作上班时间,我补偿给你就完了,不会有一种道德上的亏欠。而纪录片所谓原罪嘛,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赎罪,我觉得很难。从小父母就教我不要欠人钱。

热道:我觉得你所谓的影像很无力,第一个是因为你谦虚。第二,带到北京来,可能对当地作用不大,但凡是看过你作品的人都会有所影响的,而且在长期的未来,这些影响会慢慢地凸显出来,会变成一种行动。就是至少会让我们自己更自律一些,慢慢地由此聚集,由少成多的,会有这种影响。

应亮:第一,我还是觉得有宿命感,不能摆脱这种魔障。第二,从影像本身来说,内部比较的话,纪录的东西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就是对历史的贡献。对当下几乎已经退步的社会运动来说,因为不那么艺术,更多地带有一种社会工具的责任,所以我说他们热爱生活要比我强,他们做的东西要比我强。他们带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可以平衡好。我就比较难平衡,这是能力。更多的不是谈我跟他们道德上的差别或者说性格上的差别,更多的是能力的差别,就是纪录片的工作能力。 跟他们比,我的工作能力是很低下的。就像他们一样,他们也许有一些做纪录片的人,做剧情片的能力比我低下,这个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