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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巨额外汇储备变成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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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拥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巨额外汇储备。然而,在笔者看来,巨额外汇储备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属于形而上的文化层面的,只有在文化层面上实现其价值,金融和经济层面上的价值才“汇”有所归。而所谓文化层面的价值,又特别是指应该让它转变成文化实力

“大款”如何能够被社会认可

当一个“大款”成了你的邻居,你大概首先想到的是确认他是否真的是一个“大款”,这个确认的对象,就是一个真实性问题、身份问题、形象问题,当然也就是文化问题;其次,你会关注这个“大款”不仅“款”真的“大”,而且“款”真的“善”:你会注意这个“大款”的行为举止,甚至穿着打扮,处世交往,看看他有没有“文化”,甚至“款”的来源和流向是否属于“善”的范畴,比如给社区或灾区或贫困地区带来什么“福祉”没有。而他的经济意义上或金融意义上的经营管理情况,倒反而是没有什么人去关心,除非到了他破产潦倒的那一天。因此,特别容易理解华人经商的终极目标,并非数字上的“中国之最”、“世界之最”,而是都想成为“儒商”,即使有的达到了“之最”,还是希望最终进入“儒商”的理想境界:因为“儒”在“商”之上。这又回到了真实性问题、身份问题和形象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说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只有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款”才能够被社会认可。他的生存、发展和规模,都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道义上或文化上的制约。而国家外汇储备的“理路”,其实是和上述道理一致的或相通的。

巨额外汇储备,也有一个文化形象问题

巨额外汇储备,也有一个文化形象问题;这个文化形象,才是它的生命,它的灵魂,甚至比它本身的规模还要重要。它当然应该继续增大,民间心理一般是越大越好。但实际上,它不仅仅存在着经济和金融前提的制约,还存在着道义和文化前提的制约。这两个前提之间首先存在着均衡化要求,都暗含着广义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要求。而这两个前提,又都在国内和国际上涉及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价值问题。换言之,巨额外汇储备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跨国的文化问题。我们考虑巨额外汇储备,不仅仅是让它从作为最低收益的美国财政部债券的低利率中解放出来,而且更要注重让它转变成国家影响力,或包括文化力在内的软实力,这和提高外汇储备的管理或投资收益,在总体上是并不矛盾的。而且这是一个关系到更高层面上的收益的问题。

有人提出“藏汇于民”,这是一个积极的思路;我则在此提出:应该“藏汇于文”。《论语》里说:“见利思义”;而“义”《墨子》如是界定:“义,志以天下为芬。”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提出“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所以,对“义”的理解,不能仅仅限于伦理道德范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概念,它也是一个包含宏观影响和社会效益的概念。所以,在更高的意义上,“义”是可以转化成“利”的。作为一个上升中的东方大国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特别是“和平崛起”中的金融大国,倘若没有以文化怀全球的气度,没有通过金融运行来体现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胸怀和魄力,要实现“文化复兴”和“大国振兴”,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专家最近指出:“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以及高于常规水平的规模孕育着巨大风险,其中仅汇率损失一项就令人触目惊心。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海外高信用等级的美国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政府机构债券和公司债券等金融资产,而近5年来,美元对于全球一揽子货币平均贬值了50%左右,同期的石油、黄金、铜、铁矿石等价格则分别上升了700%、300%、600%、500%左右。如果把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折换成石油、黄金等储备,从数量上看,已远远不足于2001年时中国全部外汇储备资产所拥有的购买力,国家的外汇美元资产已经大大缩水贬值了,这无疑是极其惨重的损失。”这样的损失属于经济损失,但如果这样的所谓“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状况持续下去,那么这个通过国家利益巨量流失而折换出来的文化形象,的确是极其尴尬的。这当然也包括金融思想、投资理论和金融文化意义上的严重偏差。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公布时候的1.33万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增长量已超过2006年全年。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到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将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顺差,是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给中国带来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为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带来诱发力。乐观地看,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有待显示,如果进口增速能够加快,再持续半年左右,外汇储备总量有望放慢增长速度。

由于市场上流动资金过剩和资产泡沫,中国受到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在增大。为了提升庞大外汇储备的收益,中国政府正筹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负责投资部分外汇储备。财政部计划发行1.5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购买约205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作为组建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外汇投资公司即将运行,但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对于这个所谓世界前列的“国家投资基金”感到恐慌。因此,各个方面的对外投资,都既要积极拓展,又要稳妥慎重。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无论是增持还是减持,美国都有足够的理由担忧直至阻挠。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积极调整和对外投资战略的实现,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没有一种积极和谐的文化氛围、理直气壮的实施路线图和均衡化的战略和策略,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对于巨额外汇储备的新的建设性和整合性的管理目标吗?

谁最应该首先“走出去”

就在上述大背景下,各级政府机构和各地大中型企业都需要,也都有可能在对外投资的驱动下,加快“走出去”的战略步伐。商务部部长助理表示,根据保守估计,“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将达600亿美元。照此速度,到2020年,中国当年对外投资量就将达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每年对外投资达到几百亿美元。

于是,这里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谁最应该首先“走出去”?我们应该“拿什么”“走出去”?“走出去”“干什么”?这也包括对外投资投向哪里或“买什么”的问题。正确回答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或出发点在于:怎样有利于将巨额外汇储备转化成中国的国家影响力或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合力发威的今天,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最应该首先“走出去”;我们的“全攻略”就是文化大融合;应该拿文化、拿传播“走出去”;“走出去”干文化、干传播,其中包括作为持续驱动力的支柱产业,即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知识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文化产业具有精神性、高文化附加值、数字化、高增长、规模化、低消耗环保型的特点。它是21世纪知识经济产业的核心产业。在一定意义上,它代表着现代经济活动的“服务化”、“信息化”和“文化化”的发展趋势。换言之,将文化和金融、传播和金融“捆绑”起来,是会有超值倍增效应的、最有跨国影响的而又最有“戏剧性效果”的“捆绑”。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和金融改革,实现相关企业和金融“走出去”。唯有如此,才能够将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和谐地、均衡地协调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平发展”中的阻力。

对外投资的总体战略原则,就是高度自觉地加强经济和文化、金融和文化、科技和文化、科技和创意、传媒和文化的高度融合,以努力加强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的主导性,中国的企业、商品、经济和金融所到之处,都应该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而中国经济和金融尚未到达之处,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也应该先行已经到达;无论是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是否顺利展开,中国文化和中国传播都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经济金融和文化传播之间应该是互补互利、相得益彰的关系。中国的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个人都应该自觉具备这种意识。要论战略投资方向,首要的非它莫属。无论是事业性的还是产业性的文化输出和传播行为,我们都很薄弱,都不能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急需扩展、加强和巩固这一对外投资方向。文化产业要走出去,中意的海外文化产业企业也可以购买和改造。这就是“买文化”和“卖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缺少对外影响力的文明古国,迫切需要改善国际形象,需要转变成文化远播的文化强国和文化大国,从而为实现“和谐世界”的宏伟理想作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相关,中国大众传媒的体制、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因为它已经制约了对外传播效率的提高,本来是构成软实力的载体,却影响了软实力的发散。传媒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固然和决策、政策有关,但也和资金投入不足有关。我们也许不能再继续等待这个改革有了结果,再发展中国传播。“纸馅包子”假新闻真炒作的曝光,暴露的除了社会上已经提出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庞大的中国新闻传媒机构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我们需要把国内传媒在国外影响力提升上的投入,以及国际传媒的“中国传播”和“中国影响”要素的增强,作为一个对外投资和文化传播国际合作的战略方向,同时推动国内传媒的脱胎换骨。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需要“买传媒”、“买公关”,从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说要“买影响力”、“买软实力”、“买形象”。因为除了它们本身的重大意义之外,它们还能够推动国内传媒体制的改革,生成和促进国内传媒的影响力,能够生成新的软实力。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是直接买一个美国的或欧洲的传媒集团回来,但是,通过投资、控股或参股来施加影响的渠道还是畅通的。退到形而下的商业或贸易层面来看,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影响力,你的东西即使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见得能够卖得好、卖得出。在整体文化形象影响下,即使有一两个优良的商业品牌,都难以在宏观上扭转“乾坤”。

外汇投资公司在全球化下任重道远,首先要有宏观上的战略思想和文化理念。它要按照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战略,积极配合国家重大政策和产业调整进行投资,特别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企业“走出去”战略和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将外汇储备与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战略、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结合,对重要领域跨国企业包括跨国金融机构的参股收购。推进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成立美元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国内企业加强与跨国大公司的技术合作和开发;利用外汇储备购买一些战略资源,增加石油等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建立能源储备体系;购买有助于培育国内自主创新的先进技术、设备;利用外汇储备为金融机构注资,从而推进金融改革。

为了改变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加大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和绿色因素,实现贸易和出口的高附加值,就既要“买市场”,更要“买技术”,特别是要“买高新技术”。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161.3亿美元,而中国吸收的非金融类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30.省略)

责编:曹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