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汉溪父子与《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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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汉溪(1874～1924年)，字龙标，浙江温州人，早年毕业于梅溪书院，曾应试考中秀才，后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任庶务。1899年，南洋公学监院、美国牧师福开森买下惨淡经营的《新闻报》不久，委任汪汉溪为总经理。
福开森为什么委任一个没有办报经验、年仅25岁的汪汉溪为《新闻报》的总经理呢?
勤奋严谨的福开森，每天早早乘坐双骑马车到南洋公学办公。一段时间过后，细心的福开森发现庶务处的汪汉溪总是最早签到、最迟签退，而且处处精打细算，办事井井有条。他一打听，这个年轻人谦和诚恳，能力出众，更可贵的是十分敬业踏实。汪家住很远的南市，上下班都是步行，来回不下三十里，但从未迟到过，风雨天也是如此。福开森觉得他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人才。尽管汪汉溪没有办报经验，也没有新闻报道才能，但是福开森就是看中了他的谦和诚恳和敬业踏实精神。于是，福开森先让汪兼任《新闻报》管事，熟悉办报业务。聪明伶俐的汪汉溪不仅很快熟悉了办报业务，还同报社上上下下的人，包括印刷工人，关系都处理得很融洽。福开森非常满意，不久便把他提拔任命为《新闻报》总经理。
汪汉溪：殚精竭虑打造上海唯一“柜台报”
汪汉溪上任后，首先对中国报纸的处境和沪地当时的媒介环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然后以自己深刻独到的认识，为《新闻报》确立了独特而恰当的战略定位。
汪汉溪认为报馆经营的前提是必须经济独立，坚持不卷入政治漩涡，不在报业以外经营他业的原则，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办报上。
而那时上海已经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它既是开放性的口岸城市，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信息文化交流中心。各报都竭力办出自己的特点，以求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申报》侧重时事政治新闻，具有综合性；《时事新报》则以介绍学术见长；《时报》以体育、教育、文化、娱乐新闻取胜。
汪汉溪审时度势，逐渐改革报纸内容，明确《新闻报》以工商业读者为主要对象、兼顾其他的办报方针，独辟蹊径。开拓了一条新路。
《新闻报》首先是特别设立“经济新闻”专栏，把经济新闻从时事新闻、官府通告、明星新闻混杂报道中突出出来，逐日介绍商场动态，发表商业行情。为确保经济信息来源充足，除了派专门记者采访之外，汪汉溪还在各个行业以及一些大的工商企业聘请兼职通讯员，随时向报社提供信息。
汪汉溪出手不凡，他的准确定位和切实努力使经济新闻成了《新闻报》与其他竞争对手截然不同的特色和优势。
192i年，汪汉溪又不惜重金聘请权威专家主持“经济新闻版”。所聘的徐沧水、朱羲龙等知名专家月薪180元，而《新闻报》的副总编辑月薪不过200元，一般编辑只有100元。这足见汪对经济新闻的重视。在名家的打理之下，“经济新闻版”果然独树一帜，非同一般。这个专版以两版之多的版面刊登经济消息、评论、调查报告和统计图表，辟有“市况提要”、“金融市场”、“汇兑市场”、“证券市场”、“纱花市场”、“上海商情”、“国内经济事情”、“国外经济事情”等专栏。此外，每天都有“市价一览”，详细提供物价信息，有时还请经济专家对商情和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其内容之丰富、材料之翔实、意见之权威。在芸芸众报中一枝独秀。“经济新闻版”成为商界人士离不开的“新闻纸”和“行情纸”，《新闻报》成了“绅商各界必读之报”。
不仅上海的工商界，大到工厂、公司洋行，小到澡堂、理发店，都订阅一份。即使江南各乡镇较大的商号，凡需要向沪批发，要随时了解上海行情的，也都需要订阅它。由于当时上海的许多商店柜台都摆着《新闻报》，所以《新闻报》又有了一个别称――上海唯一的“柜台报”。
汪氏父子：协同打造全国最大的商业报纸
在上海乃至全国，《新闻报》都是企业化经营最成功的报纸之一。在报纸经营的三角关系，即报道――发行――广告的处理上，汪汉溪在办报伊始就把握得十分精准。
在内容管理上，汪汉溪在服务商界的同时，也没忽视报纸市场上的重要对象――市民阶层。
为了吸引市民读者，汪汉溪不遗余力地开辟消息来源。当时，上海各报的本市新闻大多比较简单，有的仅仅摘录几段批示、公告之类的官榉文章。汪汉溪首创在会审公堂、巡捕房、救火会、医院等处特约“报事员”制，以便随时向报社提供案件、灾祸、疫病之类的消息。起初是按刊出新闻的多寡给“报事员”结算报酬，后来为了鼓励他们，改为按月致酬，特别重要或独有的新闻，还给以额外的奖金。有些在工部局和巡捕房略有权势的人，只要肯在重要事件上悄悄地提供线索，《新闻报》也按月给他们暗中送钱，彼此严守秘密。工部局警务处平日派出巡逻车在马路上巡逻，车上装有收音机，专门收听警务处的命令，如听到某处发生火警或盗窃，巡逻车立即驶往事发地点。《新闻报》找到这一广播频率后也派人注意收听，作为采访科的“新闻鼻”。这样的努力，使《新闻报》在市民中大受欢迎。
汪汉溪主持《新闻报》时，编辑部内的办报口号为：新闻快速，纸张洁白。校对精良，编排醒目。这几句口号实际上是该报编辑部的工作准则。为了做到新闻及时，《新闻报》率先设立国际电讯收报房。专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听到比较重要的消息，当夜译出，次晨见报。而其他报馆这方面的新闻要等外国通讯社在上海的分社收到电讯后，译成中文誊写油印送来，才能编排见报，这样时间上就比《新闻报》晚了一天。
汪汉溪认为：“纸张洁白，好比一个人穿上漂亮衣服，令人一见面就产生美感和好感，所谓三分人才，七分打扮，它的重要性不减于内容，甚至超过内容。”在这种注意报纸“卖相”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宁可多花些钱大量购进质量较好的纸。使人一看到报纸就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也是《新闻报》畅销的原因之一。
在发行方面，汪汉溪设立了负责推销报纸的“推广科”。《新闻报》创刊时仅销300份，1894年销3000份，1899年也只销1万多份。主要行销江、浙及长江流域一带。汪汉溪接办之初，《新闻报》在江、浙及长江一带的承销人不甚得力，他便延聘专职推销人员，到各地“视察”，次第设立分馆、分销处，以后逐渐推广。先就江、浙及长江一带，进而及于边远省份，设立分馆、分销处。到20世纪40年代中，分馆、分销处已达500多处。发行量也由1899年初的1万多份，猛增到1919年的4.6万多份。到汪汉溪1924年去世，《新闻报》已突破10万份。已经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申报》。
发行量不断扩大，广告也就源源不断而来，汪汉溪将广告视为“养命之源”，曾专门设立负责编辑报纸广告的“准备科”。“根据汪氏父子的经验，该报广告与新闻必须保持六与四的对比，即广告占六成，
新闻占四成。”“该报每日所出张数的多少。不取决于新闻，而取决于广告。准备科的任务就在于每日晚齐稿时统计当天收入广告有多少。以决定次日所出的张数。所以。准备科事实上就是‘广告编辑部’，而其重要性则在新闻编辑部之上。”
《新闻报》的广告以分类为特色，多且齐。上海各界名流和商店、工厂的老板，甚至到了不看《新闻报》就不敢放心的程度。因为《新闻报》刊载有关婚丧事、做寿、开张的广告最为齐全，看了后，才便于“交际”，以免“失礼”。假使某一小小理发店，看到《新闻报》上登出这一地段的黑社会头目或“包打听”头头的广告，说某日是“小女出阁之期”，某日是“先母八十冥寿”，而不及时打点礼金礼物，就必然会招来不测之灾。
还有戏剧广告，也是《新闻报》广告的重要成分。比如越剧广告，以《新闻报》刊载最多。越剧本是一种绍兴地方小戏，在茶楼游艺场生存着，后来在上海发展起来，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要了解越剧的历史，《新闻报》是最好的途径。因为全市各戏院的戏目广告，可以不登《申报》，却非登《新闻报》不可。当时上海戏院每天戏目广告，因而只要将《新闻报》上全市戏院的广告逐日不缺地阅读一遍，就可以看到越剧在上海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怎样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种种消长变化，一脉相承地贯穿在《新闻报》上，显示得清清楚楚。要了解电影、京剧或其他戏剧在上海放映演出的具体情况，《新闻报》也能同样发挥这种功效。
1922年，《新闻报》的广告收入达到近百万元，而同一时期《申报》的广告收入最多不过30万元。
随着《新闻报》业务和经营的蒸蒸日上，汪汉溪绝不吝惜在设备上的投入。从1914年7月15日起，《新闻报》在上海首先采用了巴德式两层转轮印报机印刷，结束了平版印报的历史。而《申报》则在两年后才改用日本仿制法国的马立诺式转轮机。《新闻报》以后又数次购进三层轮转印刷机、四层轮转印刷机、高速轮转印刷机等先进设备。
1924年，《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逝世后，随由协理(副总经理)即其长子汪伯奇继任了总经理，汪伯奇又引进其弟汪仲韦继任了协理。
汪伯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洋学生”。却继承了汪汉溪的简朴之风，穿的是并不讲究的马褂长袍，乘坐的是父亲留下的旧汽车，有时还乘有轨电车往返。他每天很早到馆里办公，中午吃自带的饭菜，晚间下班前总得再巡视一番，如果发现某处水龙头未拧紧或者电灯未熄灭，一定要亲手拧紧关好后才下楼。其弟汪仲韦则是那种待人接物极富分寸感、具有果决行动能力的人。他们一个主持对外事务，一个专管内部营业，兄弟二人分工合作，珠联璧合，配合默契。
《新闻报》白汪氏弟兄接手后，业务继续不断发展。1926年，该报日销超过了10万份，成为全国第一家突破10万份以上的报纸。1929年，日销量又上升到15万份。1935年左右，《新闻报》曾请会计师到馆监印，证明当天印数是18万余份，次日在报上广而告之。公布印数是有招徕作用的，18万，在解放前已被认为是大报发行的很高水平了。
1928年，《新闻报》建设了五层报馆大楼，继《申报》之后又一家拥有自己的新闻大楼的现代化企业大报展现在读者眼前。在销量、广告上超过对手的《新闻报》也已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报纸。
《新闻报》创刊30周年时，时任《中华时报》总编辑的张季鸾，撰文推崇《新闻报》为“东方之泰晤士”，称“《新闻报》之发达，皆汪君汉溪之力，汪君不兼他业，唯专心一致经营报业，其谨慎精细，久而不懈，全国殆无第二人”。
汪汉溪及其子汪伯奇、汪仲韦两代人对《新闻报》的苦心经营长达50年，其成就和贡献至少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汪伯奇、汪仲韦：最顽强的反收购抵抗
《新闻报》的崛起，引起了老对手、《申报》老板、有“中国的默多克”之誉的史量才的注意。1929年，《新闻报》的老板福开森准备抛售股票，消息马上被史量才得知。当时。《新闻报》股份有限公司共2000股，每股定价10元。福开森持有1300股，市值1.3万元，但史量才竟出价20万元。在今天的教科书里，这是典型的“高于预期收购”，目的是使对方绝无拒绝。史量才如愿以偿，成为《新闻报》的大老板。
此事公开后，《新闻报》职工大哗。于是。在汪伯奇兄弟的操纵下，爆发了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的运动。
该报每天在每一版用大量篇幅登载反对成立报业托拉斯的宣言，以及各界声援《新闻报》的来电、来函。由于《新闻报》的影响，全国工商界纷纷声援《新闻报》的抵制运动。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一时间，史量才也被弄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
汪氏兄弟又联络《新闻报》老同事、原股东，与大股东史量才抗衡，“成立股东l临时干事会”。宣布行使董事会职权，否定手握65％股票的大股东史量才的合法性。
接着，在汪氏兄弟的活动下，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新闻报》上发表公开信，“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对分子”；所办的《民国日报》也连日刊文，提出要给报业托拉斯“一个严厉的制裁”；南京中央宣传部要员也发表谈话，表示不会等闲视之。
汪氏兄弟打出人情、法律、政治三张牌。把史量才逼得进退不得。这时，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出面摆平双方争端：史量才降低持股数量到50％以下，让出300般由他人(据说是杜月笙)认购；《新闻报》的事务仍由汪氏兄弟负责，职工全部留用。也就是说。史量才虽然拥有《新闻报》最多的股份，但是却无法插手《新闻报》的具体事务。
于是，汪氏兄弟一场反兼并的生死搏杀，终以胜利而告终。
编校 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