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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黄腔源流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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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大声腔之一的皮黄腔,对我国戏曲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音乐学术界对皮黄腔的研究、探讨十分活跃,其中关于皮黄腔源流研究是焦点之一。大量的研究成果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及时地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皮黄腔;西皮腔;二黄腔;皮黄合流

皮黄腔是我国戏曲中表现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声腔之一,众多学者对该领域做了一系列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其中关于皮黄腔源流的研究是焦点之一,体现出成果丰、分歧大、争论多的特点。近30年来,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有大量真知灼见,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学习和梳理,对皮黄腔源流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依文献史料论证皮黄腔的来源

1.西皮腔的来源

关于西皮腔的来源,在搜集到的文献中,主要引用和提出了如下一些说法:

(1)《鞠部丛谭・序》说:“西皮产于黄安黄陂,以黄陂居黄安之西,故名西皮……”(转引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古今中外论长庚》)。

(2)周贻白先生关于西皮调的产生,如是说:“按地之地域,

(秦腔)实系由陕西从白河经襄阳而入武汉。

(3)张九《关于西皮腔的起源与发展》认为,西皮腔产生的年代和地域,“是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最先在湖北的荆州、襄阳和湖南的常德、澧州这一地带唱起来的。”

(4)欧阳予倩在《谈二黄戏》中说“西皮也出于吹腔,受了秦腔的影响,便成了今天的形式……”

综上述,西皮腔的来源地集中于湖北、安徽及陕西等地。

2.二黄腔的来源

自古以来,二黄腔的来源问题颇受关注,且众说纷纭,学者们争议的焦点更多地在于对历史文献所持的不同看法,而所引用的古文材料以及提出的观点有如下一些:

(1)乾隆中后期关于二黄的记载:李调元《雨村剧话》,檀萃《杂吟》以及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2)清代王梦生在《梨园佳话》中说到:“徽调者皮黄是。皮为黄陂,黄为黄冈,皆鄂地名,此调创兴于此,亦日汉调。介两黄之间,故曰二黄。”

(3)欧阳予倩在《谈二黄戏》中所说:“二黄发生于湖北……”

(4)于华连《戏曲丛谈》:“二簧者,安徽安庆之戏也,安庆旧有枞阳腔。后名有石碑腔。即所谓吹腔也。吹腔之曲,必用双簧拖腔,故名二簧。”

(5)另有根据声调来寻宗流,即因为江浙一带及宜黄的“宜”与“二”的读音相近,故取其谐音将“宜黄腔”说成“二黄腔”。

(6)著名学者齐如山在其戏曲论著《齐如山全集》(台湾版)中曾用五六处的文字提到:“盛行全国的京剧,并非京中故有产物,亦非常人所云出自安徽(徽班)、湖北(汉调),其真正的来路系起自陕南汉水流域的土二黄。

学者们对于二黄腔的来源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包括江西说、湖北说、安徽说以及陕西说等等。

3.“皮黄合流”

关于皮黄合流,一般都会想到“徽汉合流”形成的国粹“京剧”,而学者们所引用的材料和得出的结论又有如下一些:

(1)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庆贺乾隆皇帝八旬寿诞,两淮盐务组织徽班进京献艺,领衔的演员是高郎亭……经乾隆末叶到道光末年约五十年的历程,在北京形成徽调、汉调合流,产生了容二者之长的“楚调新声”,铸成京剧皮黄声腔的基本形态。郡城花部皆系土人,谓之本地乱弹。”“迨魏长生还四川,高郎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日‘三庆’”。

(2)《中国音乐辞典》关于“皮黄腔”这一词条的解释则说到:西皮二黄合成为一个声腔剧种当始于湖北汉调;而且凡认为皮黄合流早于徽班进京的,大多数的戏曲史学家都认为皮黄合流是由汉剧艺人完成。

(3)《南北皮黄戏史述》从剧目、声腔(以及演员)、地方剧种中皮黄腔的状况等方面作了论证之后,认为“皮、黄合奏始于和皮黄戏形成于徽班进京以前”,并且阐明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即“皮黄合奏之最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该是扬州;合奏的时间,该是在乾隆中”。

(4)据《程长庚与皮黄合流》一文,“皮黄腔在原始状态下,就是西皮、二黄紧密结合,甚至是互相渗透的”,丁汝芹对于西皮、二黄作为两个声腔“合流”,则产生了疑问,并认为,从一开始西皮、二黄腔就并非独立存在的“。而在这一问题上,束文寿的结论更为明确,认为作为京剧主要声腔的西皮二黄同源于陕西的二黄戏。

二、从音乐本体论证皮黄腔的来源

对于来源问题,也有学者主张从音乐本体出发来展开论证。譬如刘正维运用音乐形态学的方法来追溯皮黄腔的起源,从音乐的本体特征包括词格、结构、调式、腔式等因素一路论证,二黄腔源自鄂东北的罗罗腔,又称“哦呵腔”。

关于西皮腔的来源,刘先生同样从音乐的本体特征入手,并与秦腔在开口腔、旋律音列、伴奏乐器的定弦、腔式特征、终止音、主干音、板式变化、调式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得出西皮腔是“继承与发展了北线梆子的音乐特征”;论证出西皮腔与秦腔在对称性的唱词结构、基本调式、眼上开口而分开尾逗词的基本腔式、具有散慢中快散的板式变化体结构,以及八板为主的基本过门和乐器定弦等方面无不近似。此外,刘先生还通过西皮男女分腔的论证,得出西皮腔脱自北线梆子的结论。

三、皮黄腔的发展轨迹与历史贡献

从最初南北曲昆腔所用的弦索、吹管乐器作为伴奏乐器,到弋阳腔的锣鼓节拍,再到梆子、皮黄诸腔的拉弦乐器,无疑是可以映证出伴奏乐器伴随着戏曲声腔的各个发展时期,对其声腔风格的极大影响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皮黄腔为例,伴奏乐器(拉弦乐器)亦是依附于皮黄腔,与西皮、二黄同时发展的,因此,从伴奏乐器的发展过程同样可以追寻到皮黄腔发展的轨迹。正是由于拉弦乐器有着更益于音乐戏剧化的表达,更适应各种板式腔调的多变性,以及更接近人声演唱等等特点,才使得皮黄腔更具有戏剧表现力。皮黄声腔及其伴奏乐器在发展过程中的高度融合与相辅相成,使得以皮黄腔为代表的我国戏曲音乐向着更纵横的方面深入发展。

徐烨《论皮黄腔在戏曲声腔发展史中的贡献》一文谈到:皮黄腔融合了南、北方音乐的风格,形成了新的音乐结构形式,并且解决了男、女分腔的问题,使得皮黄腔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流传开了,也使得皮黄腔中的京剧成为中华民族的国剧,足见皮黄腔在我国戏曲声腔发展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四、相关问题的思考

纵观皮黄腔源流之研究,是几代学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成果,为皮黄腔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给予了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由此,笔者也想提出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对皮黄腔的源流进行论证中,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文献的分析,来论证西皮腔、二黄腔的宗源。且不说结论、观点对错与否。就其仅从字面的含义推断,抛弃了“音乐本体”这一戏曲音乐研究的重要要素,这样的方式是否妥当?这样的结论是否科学?就是值得考虑的。文献史料的成文,必然要受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作者的文化背景及其个人观点等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有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与客观事实的偏离。固然,研究源流问题,必然要运用史学方法(文献分析法),但既然是音乐的历史,当然须与音乐本身相关。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若能使文献史料与音乐本体两者互为参照,则方为实证,更具说服力。另外,在戏曲音乐源流问题的研究中,似乎还应结合表演、观众以及艺人口碑等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