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不如晋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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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上，历来把晋唐书法相提并论，后人学书，多从魏晋钟王、唐代颜柳入手。但若翻阅历代名家书论，“唐书不如晋书”之论调时常可见，如蔡襄《论书》；“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法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苏轼：“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便，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可见宋代蔡襄和苏轼对唐书不如晋书持有相同看法。米芾有“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之说，他对唐代书法攻击最为严厉：“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大抵颜、柳挑剔，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存矣。”宋代书家站在历史高度，不满唐代追求楷书法度的极端而转向晋书的韵致，故有晋唐高低之说。而明代董其昌书法广取博收，《画禅室随笔》尽管晋唐并论，但叙述其书学经历：“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唐书不如晋书，在董其昌那里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明代后期黄道周认为，钟繇之地位超过二王书法，王铎推崇“吾家逸少”以及米芾，临摹唐代楷书之作并不多见。可见很多有眼力的书法家绕过唐楷，直追魏晋乃至上古篆隶，这是令人深思的书法现象。

今人丛文俊《晋书妙在字外与唐书功在字内说论析》（载《中国书画》2008年第3期）对晋韵唐法书风有非常精到的剖析，他较为客观公正地指出晋唐书法各有千秋，晋书风流蕴藉，笔短意长，后人难及；然唐书楷法严谨，笔力深厚，尤长于碑榜大字，则为晋书不及。“在经历千载的中国传统书学中，魏晋书风一直是一个不可逾越、不可企及的经典模式。后代人对这个经典模式的实质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概括：‘晋人尚韵’。而所谓‘尚韵’，其实就是对老子特别是庄子式的超然物外的空灵境界的向往和追寻。”晋书是魏晋玄学突破两汉经学思想背景下的产物，故书风有超道德伦理的形而上追求。而唐书有唐初重建道德伦理秩序的思想背景，故唐楷有浓郁的“道德”意味，这从颜真卿书法中的儒学敦厚，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世人推崇虞世南书法的“君子”之风可看出。可以说晋书重视超越尘世的“山林气”，而唐楷则重入世的“庙堂之风”，晋唐书法标示了中国美学的两种辩证矛盾运动，在书法形式美上就是“韵”和“法”的斗争和融合。尚意的宋书一定程度上是反叛唐法，融合晋书的高古意趣，因此苏轼书法有颜真卿和晋书的影子，米芾集古字，参以己意，个性更为强烈，然宋书受理学家朱熹的强烈批评，朱熹转向崇尚道德的颜真卿书法。元代赵孟不得不走“晋唐一体化”的复古之路，这里有外在政治原因和书法家本身命运影响。中国书法史，“韵”“法”“意”“理”的辩证发展，表明中国书法承载着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唐书不如晋书论”多少有点“唯美主义”的超越指向，钟王书法直至明末仍然深刻影响黄道周、王铎、傅山等伟大书法家；而另一方面，唐代楷书作为实用主义的官楷样式，发挥着一种“人间秩序”的深层影响，更为突出的是颜真卿书法作为典型的儒家道德理想，其影响直至宋代苏轼、朱熹，明清倪元璐、傅山，等等。“美是道德的象征”，颜真卿书法的广泛被认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应验。但在“唯美主义”倾向的李煜那里，颜真卿书法就是“叉手并脚田舍汉”！由此可见，晋书和唐书的审美取向蕴含深刻、复杂的美学关系。

从中国书法帖学的角度来看，晋唐书风深层规约着中国书法的发展趋向。晋书近似道家，唐书近似儒学，而后又有禅宗思想的推动和浸透，因此唐后期有张旭怀素狂草、宋代尚意书法、明代董其昌淡雅书风的发展、融合，传统儒释道思想对中国书法美学取向影响深远。明代后期在帖学内部资源几乎耗尽的情况下，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伟大书法家开始从书法形式美方向寻找突破，这就是大幅狂草作品的形成，明代后期狂草的突飞猛进，有政治、社会深刻剧烈变动的历史背景，也有朱熹理学、阳明心学、明末儒学矛盾运动的深层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书法本身发展的某种必然规律，大幅狂草作品更能适应当时世俗化、多元化、商品时代的审美感官；明代狂草书法可以说是对晋唐帖学的总结、融合和突破，它使中国书法走向近现代。因此“唐书不如晋书”并非标明“中国书法退化”历史观，晋人以玄学开启心智，以性灵驾驭笔墨，这种近乎与生俱来、发白天机的艺术创造，绝非后人力求可致，“天下第一行书”只能是晋人《兰亭序》而非唐宋元明之书迹；但若持有书法退化观则不可取，“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时过境迁，书法也必然发生变化，后人若持书法退化观，一味臣服于晋代书风的高深景致，人人朝夕临摹《兰亭序》，书法言必称二王，不作创造性发展，则书法真的要走向退化和死亡。翻阅中国书法史，唐书有唐书之得，宋书有宋书之意，明代草书自有另一番境地。唐、宋、元、明伟大书法家在晋书难以逾越的高峰之外，都创造出书法的“另一个可能性”，这样的创造成就并不比晋代书风成就低多少。当然这样的创造是以承认晋代书法的成就为前提的，即使沉着痛快、八面出锋的米芾面对晋代书法也有“时代压之，不能高古”的浩叹！晋代书法的伟大成就，是否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早熟特征？后人面对二王经典帖学高峰的跨越创造，因而备显艰难更令人敬佩。笔者经常将晋代张芝草书、王羲之《十七帖》等和明代后期张瑞图、黄道周、王铎等时隔近千年的草书经典进行对比观照，这样的对比所获得的感受是触动人心的！晋代草书笔力深厚，用笔简约，笔短意长，境界高远；千年后的明代草书则取法广博，笔法丰富，结构复杂化，在彰显中国书法视觉意象丰富性上面是极大的发展。尤其王铎不少草书如48岁作《触意之二首》、50岁作《行书突兀岩峦五律条幅》《白云寺五律诗》等，取法米芾，融合创造，并受阳明心学和时代世俗化影响，笔法、结构形式不拘一格，开始突破古典法则，具备很明显的“市民”气息。这些行草大轴没有刻意追求晋代的玄道高妙，也没有磨砺精深的唐代技法，也不同于宋书的尚意，他只是表达一颗当下的自然真实之心。王铎行草在晋书唐法之外开辟出了另一番境界，进一步拓展出中国书法表现的丰富空间。从审美取向上看，笔者认为中国书法大致经历晋代道玄书法的“山林气”、唐代儒学书法的“庙堂气”、宋代禅宗书法的“空灵气”、晚明阳明心学的“市民气”等几个最为典型的发展特征。历代书法家艰难继承和超越，使得中国书法从古典逐渐走向近现代。

晋代书法似天地鸿蒙初开，书家模拟天地之气象融入人心，彰显天人合一之玄妙奥理；唐代楷书则融合南北书法，规矩法度，重建人间伦理秩序。“唐书不如晋书”论彰显这个民族永恒的“天人合一”自由性灵境界追求。清代刘熙载《书概》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若说晋代书肇于自然走向极致，后世书法则从“由人复天”进行艰难突决。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对两汉经学的超越，禅宗对儒道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对宋明理学的突破，昭示中国哲学自然和名教、儒道思想和禅学、人心和天理等难以调和的矛盾困境。中国书法也一样经历晋书韵致、唐代法度、宋书意趣、元代复古、明代尚态的辩证矛盾运动和发展。由此可见，“唐书不如晋书”论具备部分的合理性，审视这一论调，有助于深层把握中国书法和美学思想发展的特征，更有助于现代书法界如何接续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