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的历史观
2005年，演员陈道明找到编剧汪海林，提出想让他写一部关于楚汉历史的电视剧的想法。
“我当时提出要写戏，就要先把那些地方走一遍。”于是，汪海林与编剧闫刚去了陕西咸阳，然后到了江苏，沛县的所在地，最后去了安徽和县，是项羽乌江自刎的地方。那里的地貌已经改变了，当年的乌江成了很小的水塘，旁边有个霸王祠，十分萧瑟。
“但是特别广袤的平原依然没变，我们从霸王祠出来后目之所及看不到边的平原，古战场的感觉即刻出现。”
在汪海林看来，虽然现在的古装戏都在取景地拍摄，但作为整部剧的作者去原地走一趟，接触到历史的脉搏和呼吸是更重要的——“你会想到当时他的心境，会投入其中，对三秦大地有直观的认识。”
七年后，作为四家卫视的开年大戏，号称斥资2.8亿元、由高希希执导的“史上最贵电视剧”《楚汉传奇》热播，但这部电视剧竟然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1月4日，汪海林微博称“从今天起，网友骂哪段，我就贴哪段原剧本”，以此表示与片中不实剧情划清界限，而剧组方面则保持低调，鲜作回应。1月7日，因贴剧本而被质疑所扰的汪海林发表题为《贴楚汉传奇剧本是为了毁誉聚焦》的博文，文中写道：“有人说我贴剧本是不能担当，我就不能担当不属于我的黑锅，如果是赞誉，我也不敢当，无功不受禄！声明一下，章邯与晨曦公主的整条线，与我和闫刚编剧无关，赵高和胡亥的很多戏，与我们无关，虞姬的一些戏，与我们无关，这些部分如果写得好，请不要夸我们，请夸导演，我们不占别人便宜！”
历来，关于历史类影视电视剧戏与史的矛盾本就质疑不断；如此《楚汉传奇》之争后，当前历史剧拍摄中编剧、导演、监制和投资人的矛盾似有愈演愈烈之嫌。
《财经文摘》专访编剧汪海林，解析个中矛盾，解析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剧，历史剧需要什么样的史观。
《财经文摘》：《楚汉传奇》设定的主题是怎样的？它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史观？
汪海林：偏历史正剧的电视剧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像我写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神医喜来乐》等都有一些世俗的伦理以及道德观念在其中，包括对统治者的警示和对百姓的调和，借古装剧说当今事，除了娱乐外还有一定道德教化的作用。
在历史正剧中我们试图在其中找到一些对历史的认识和发现，关于《楚汉传奇》，原来陈道明希望开演以后有刘邦一个人演的一集，我就写了这样的一集，我设定的是刘邦死之前一个人在未央宫，他的小孙子来了，五岁，后来聊到自己的一生。最后的场景是拿着弹弓打黄雀，弹丸没了刘邦就用夜明珠去打，孩子一直盯着黄雀，但一直没有弹丸过去打，等回头时，爷爷已经去世了。但这种设定导演和投资方都觉得比较冒险，压缩放在了结尾，是拿起编钟在敲，最后说到了主题：“陈涉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我听到的最带劲的一句话”，——其实这就是这部戏的主题之一。
封建社会讲顺天应人，我觉得顺天就是顺应规律，应人就是跟人心要有呼应，刘邦的观点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还做到敬天治人，敬天就不只是顺应，而是尊重，治人就是要主动地去治理，这是刘邦的想法，或者说是新权威主义的想法，它是针对中国社会从历史到现在的想法。
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光用王道的道德力外界可能不买账，霸道未必永远管用，最终确定的“王霸兼用，敬天治人”既是对刘邦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的期许。
《财经文摘》：楚汉历史总被津津乐道，成为影视作品的肥地，《楚汉传奇》与其他的作品相比在资料搜集和创作时有何不同之处？
汪海林：秦汉部分比较得少，主要是《史记》，还有《资治通鉴》、《汉书》，通过史料的只言片语复原当时的情况，近年来也有新的研究，会提供新的观点，还有外国人写的，比如剑桥写的秦汉史，英美的历史学者对秦始皇的评价视角。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到刘邦这个人是符合世界主义的，他认为刘邦的思维符合将来世界发展的方向，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利益交换，而不是打杀，这甚至比美国的方式更进步。这些就给我们新的角度和立场来看，以前传统的说法是“小人打败了英雄，阴谋打败了阳谋，月光打败了阳光”，其实历史学研究界早就不是这样的观点了。
《财经文摘》：剧本对影视作品的意义是否存在从文字到视听的隔阂？
汪海林：所有的思想必须通过戏来体现，思想性不应该去硬写，直接说思考、推销价值观不是艺术家应该去做的，或者说做得并不高明。
刘邦也说出过没有万世的江山，项羽也有对自己一生的思考，但在一部电视剧中这样的段落一定不能多，否则观众肯定受不了，其实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你的世界观的传递，因为以前跟有些导演合作，总希望能把主题再拔高，其实没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主题，是你的作品自然就孕育、天然就有的东西，它蕴含在你的每一个镜头里，你的世界观在每个镜头里就已经有了，企图再找一个是没有必要的。编剧不用把自己的理念写出来，其实你的故事就有了，剧中人在选择，其实就是你在选择。
《财经文摘》：项燕念出淮南子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与秦末的人念出宋朝的三字经，这两种改动有何本质性的不同？什么是历史剧的虚构，什么是历史剧的历史错误？
汪海林：历史剧说到底是剧，所有的东西是要为戏剧的，为人物关系服务的，在这种前提下是可以虚构的，这种虚构包括时间空间的打破。发生在A地的事为了戏剧化集中放到B地是没问题的，主要起作用的人原来是次要人物可以变成历史事件的主要推动者，这都是虚构的权力，比如三国中火烧博望坡，实际上是刘备的主意，但三国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就变成了他的计策，把诸葛亮提到非常重要的核心位置是为这个人物服务的，这是创作，是戏剧和文学基本的定义和虚构。
历史错误是不是有意去犯的，一定是想尽量避免而未能避免的，出现了失误。这两者的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破坏了作品的历史感。
项羽和虞姬的相遇就是虚构，历史上也没记载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也不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谁虚构得好的问题。
艺术家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历史氛围，你造的虚构的世界让人相信历史就是这样。如果老让人跳戏指出不是这样，就是不对的。
我们看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的资料，这对编剧来说是最重要的，就是秦汉的社会生活衣食住行是怎么样的。以前写宋朝的戏，看到史料那时有公共浴池了，就写个有公共浴池的戏，形态马上就不一样了。韩信的故事我们就是想把古代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给写出来。
《财经文摘》：一部影视作品的“责任分配”应该是怎样的？从整个制作流程来说，编剧只为前端参与者，导致分歧在成片之后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汪海林：现在是一些非艺术的因素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它很复杂，本不该是这样的情况，本来应该是各负其责，我们对剧本负责，调整也应该是在我们的基础上，但是现在的调整都是非艺术的因素。比如说在秦这部分加了太多的量，很多网友也觉拖沓，因为它破坏了我们整个结构的设计，这是非常可惜的。不通过编剧去改动剧本不是出于对我们的不信任，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利益，在楚和秦的部分就加量多拍，撑长了整个内容，而不是从业务来做，而是从商业角度来处理的。
制作人管预算，导演就是负责艺术品质，如果两者混为一谈，很难保证作品的质量。在操作上也是，有合约应先尊重合约。调整和改动都没有支会，在程序上是有问题的，拍到中后段时我们在楚和秦的通告单上突然发现多了晨曦公主这个编剧根本都不知道的人物时，才觉得是有问题的，后来定对白本，配音时就发现了有重大的改动，补充协议了只对自己的部分负责，汉的部分，楚的主要部分，虞姬的整个都被改了，秦只有几块是我们的，子婴、赵高就是很简洁的几场戏。这是对结构的改动，背景戏不能变成前景来拍。楚和汉应该是主线，秦连副线都算不上，就是背景戏，上升后就是对叙述的破坏，别说不精彩，就算很精彩都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