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之重器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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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焕然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规模宏大的中国青铜器艺术展展厅内，各种精美的青铜器交相辉映，其中的一只大方鼎格外令人瞩目，它庄严持重、傲视群雄，给人一种无言的强大震撼力，让人不由自主肃然起敬。这个庞然大物让人们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说其熟悉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课本中对它有过了解，说其陌生是因为它的名字已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司母戊鼎”，而成为现在的“后母戊鼎”。
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考古证明，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也称前仰韶文化)中已经有用黏土烧制而成的陶鼎，鼎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炊器。
时间追溯到夏商周时期，随着冶金术的不断成熟，人们学会了冶铜铸器，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器的制作和盛行，将鼎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同时，鼎实现了由炊器到祭祀礼器再到王者重器的历史性蜕变。鼎的外形也由原来便于烹饪的圆形，向更具威严的方形演变。鼎身也增加了许多像饕餮、夔龙、虬等神兽简练舒朗的纹饰。《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觞上帝鬼神”，从此时起，九鼎便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人们常说的“―言九鼎”便是由此而来。
纷繁乱世的惊天发现
1939年是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国家岌岌可危。当时的河南安阳由于在小屯村发现了大量甲骨文而声名鹊起。但时值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政府缺乏监管，民间的私自探宝活动盛行。在与小屯村隔洹河相望的武官村村民的一次探宝中，村民在12米的地下发现了一个大如马槽的巨型青铜方鼎，一时间，人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它，就叫它马槽鼎或大方鼎。
据亲历者讲述，大方鼎刚挖掘出土时头朝东北，脚踩西南，斜侧着躺在泥土之中。震惊之余，人们惊奇地发现，大方鼎只有一只鼎耳，人们在周围的泥土中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想像中的另一只，也只得作罢。大方鼎太大太重，一般的麻绳根本负载不了它的重量，怎么才能把它运上地面?经过几番议论，人们决定采取回填土的方法。用麻绳拴住露出的鼎耳，地面上的人用辘轳用力向上绞，坑内五六个人借力把大鼎的一边向上抬，其他人向鼎身下填土，等把土填满后，再由人把鼎的另一边高高抬起，继续填土。这样循环反复，经过三个晚上，才把这个大家伙运到了地面。
武官村挖出宝贝的消息传得很快，不仅引来了愿意出价高达20万银元的古董商人，更是惊动了心怀叵测的日本宪兵队。日本人三番五次到五官街窥视打探，妄图掠夺国宝，最多时竟然出动300余人进行大规模收缴。机智的武官村人在被逼无奈之下，急中生智用一只不值钱的小鼎和几件陶罐充数，才算蒙混过关，躲过了这场劫难。
为安全起见，人们只得把大方鼎重新深深掩埋人地，等待重新出世的时机。
1946年4月，抗战胜利，大方鼎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大方鼎从地下挖出来，它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被慢慢撩起。同年10月，大方鼎被作为寿礼，秘密押运到了南京，送给当时主席。一番感慨之后，指示把这个庞然大物送到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和修复。当时中央博物院的专家们比照现有的一只鼎耳，为大方鼎精心复制了另外一只，安装在大方鼎上，让发掘时只有单耳的大方鼎恢复了全貌。1948年5月，大方鼎在南京展出，首次在华夏儿女面前正式亮相，产生了热烈反响。1949年春，政府由中国大陆撤退台湾，大方鼎被列为重中之重的文物与其他绝世国宝一起准备运往台湾，但由于战事紧急，慌乱之际又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加之大方鼎太重太大，只能被遗弃在了当时的南京机场。也许是当时的有眼不识泰山，也许是因为大方鼎本身太眷恋这方铸造并埋藏它3200余年的故土，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它要与这方热土长相厮守，不管什么原因，大方鼎最终被幸运地留了下来。
1959年，大方鼎从南京运到北京，被珍藏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它的形象也一度成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徽图案。这个人们俗称的大方鼎便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后母戊鼎”。
青铜器之冠――后母戊鼎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有着青铜器之冠的美誉。它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杰出代表，铸造工艺精湛，造型凝重结实，纹饰繁丽绚极，堪称青铜器铸造的顶峰之作。
后母戊鼎鼎身呈长方形，有两个立耳，腹下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整体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4厘米，重达832.84千克。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两耳装饰一对虎噬人头纹，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字样。
铸造这么大的青铜器需要的金属原料至少在1000千克以上，在距今3200余年前的商代是怎么铸造的呢?后母戊鼎是由青铜铸造的，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据《周礼・考工记》中记载：金有六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剂。根据分析，制造大方鼎的合金成分，与古书记载完全相符。古代铸造青铜器用陶范，陶范就是模具，现代人所说的模范的原始含义也是由此而来。大方鼎的鼎身每面用两块外范，鼎身用四块内范，底用四块外范，每只鼎足用三块外范拼成，整个鼎共用28块陶范。令人吃惊是，结构复杂的大方鼎除两耳是先铸成后再嵌入鼎范之外，其他部分均是一次浇铸而成，这种铸工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标志着商代青铜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后母戊鼎之所以珍贵，不仅仅因为体积大重量大，其精美纹饰更是让它的价值倍增。饕餮纹也称兽面纹，它是以虎、牛、羊等动物为原型，经过综合、夸张等艺术手法而创造出的一种神秘的形象。这些精美的花纹图案代表了自然神的形象，表现了古代人对自然物的崇拜。虎噬人头纹装饰在后母戊鼎的两耳外侧，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两个凶猛的老虎，虎口大张，共衔一个人头。但若仔细观察，被老虎衔在口中的人头，并没有恐惧的神态，好像猛虎并不是要真正的吃人，而是在保护他，面部显露出一种平静的表情。此图案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化，成为现在寓意吉祥的“二龙戏珠”。
国之重器的名称之辨
后母戊鼎的名字来源于鼎壁内的三个字。在大方鼎还未正式获名之前，人们对甲骨文研究还不成熟，加之甲骨文中的“母”是个象形字，字形弯弯曲曲，就像一个妇人一般，人们就将其错认作为“线”，把其内壁上的铭文解读为“司线戊”。上世纪60年代左右，著名学者郭沫若经过大量的研究，提出鼎壁内的三个字应为“司母戊”，解释为“祭祀母亲戊”，随之该鼎便有了它第一个名字“司母戊鼎”。另一种把“司”解释为“专职”、“专事”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专供母亲戊(使用)”。到了70年代，随着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步深入，许多学者提出了“后母戊”的说法。据考证，在商代，字体书写比较自由，上下不分，左右不分，可以正写也可以反写，司、后本为一字。《说文解字》中把左向的读为司，右向的读为后，古文字没有左右的区别，或读为“后”，或读为“司”。但专家认为，从文字语义上讲，“后”更为贴切，此处的“后”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解，即有威望的、崇高的意思。“后母戊”此处可解释为“我伟大的、有威望的、崇高的母亲戊啊”或“(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后母戊鼎虽然历尽沧桑岁月，但它的厚重典雅、冷峻凝重、气势磅礴，时刻彰显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粹。从发现、出土以及收归国有后的完整修复，几经辗转波折，历经磨难坎坷，现在终于以国之重器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无论是称它为“后母戊鼎”还是“司母戊鼎”，它都将作为中华文化的结晶，永久地被载入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