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商业电影的伦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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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当代中国商业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在伦理的维度下探析商业电影所反应的社会与文化现实，在当下我国商业电影与现实关系的把握中，阐明商业电影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伦理、道德问题，而这些伦理、道德问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直接相关。我国商业电影的文化走向与中国社会近30年来的文化转型基本一致，本文从当代中国商业电影文化中管窥当下社会伦理文化的基本脉动，由严肃、抽象转型过渡为平面、直观。大众的消费选择、观影目的等也主要倾向于消遣娱乐。

关键词：商业电影；文化转型；伦理反思

新世纪以来，多种资金来源和投资促进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商业电影在当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已然成为主流。从现实来看，当代中国电影文化正从深度、抽象、严肃的精英文化转型过渡为平面、直观的大众文化。商业电影的发展与当下中国的时代文化与电影文化的发展脉动基本一致。在对当代商业电影的文化考察中，能清晰地体察到当代中国文化，特别是电影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

本文所研究的当代中国商业电影与电影艺术词典中的好莱坞电影不尽相同，它在追求娱乐性和博得观众眼球的同时也注重当下社会现象的反思。

电影作为20世纪发展壮大的记录、保存、普及、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手段，在原有的报纸、书籍等印刷媒介的基础上，挖掘并开创了全新的视觉图像时代，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电影作为以光、声、影、色作为重要手段，以轻松娱乐、梦幻欣赏作为突出特征的艺术形式，挑战了内敛凝重的传统文化，并且随着电影的不断流行和推广，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娱乐的现代性文化。当代中国商业电影在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一、影片题材的武侠化，二、票房口碑两难全，三、个体化的拍摄模式，四、产出的高效化。

中国商业电影逐渐趋向于娱乐化、大众化，由于电影与生俱来的大众化的特性，即使知识层面喜欢的是文化意蕴深长的精致作品，观看它们时也同样会产生一种沉闷的压抑感。商业电影只有在满足芸芸众生的趣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挖掘文化的内容。它们不断通过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快乐原则的狂欢节。正式在这样的语境中，电影艺术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的特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一种悠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1]具体来说，电影文化的转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精英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

在这种娱乐性文化中，电影艺术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感官刺激、游戏和娱乐功能却得到强化和突出。创作者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和生命本质的孜孜追求，也不再把艺术当作济世救民、普度众生的神赐的法宝。在《秦颂》中，高渐离刺杀秦始皇的壮举被演绎成一段儿女情长的恩怨是非。

这种对历史的虚拟化处理，无非是将厚重的历史转换成轻松的戏说，电影文本被简化成一种封闭的游戏文本，以创造出与世隔绝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进而使接受者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解读艺术产品也由文化接受演变成恣意的娱乐行为。在忘乎所以的叙事游戏里，观众从实在的限制中摆脱出来，通过文本中那些情与爱、生与死、浮与沉的认同，释放着他们被抑制的潜意识，满足着在现实环境中屡受挫折的弗洛伊德所谓的"快乐原则"。

第二，从个性化创作向文化工业的转型。

艺术创造本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劳动，但大众文化的模式化和可复制性等特点意味着艺术作品不再是个性化创造的产物，而是工业化生产的结果。商品化无疑是以市场化和可复制性为条件的。这就使今天的艺术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永远更新颖的新潮产品"[2]。从策划、投资、制作到宣传、发行、进入实际消费，电影被当作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投入文化市场。而且，工业生产的逻辑不仅影响到电影的生产方式，也波及到人们对电影的评价方式和价值观念，衡量影视文化意义的不再是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而是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的概念。贺岁片的红火就是一个明证。

第三，从深度文化向平面文化的转型。

这一时期，各种奇观电影、搞笑喜剧、青春言情片等在数量上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主体。它们大多既不需要写实描述来唤起人们对真实处境的觉悟，也不需要通过对某种乌托邦理性的期望来引发现实的实践热情。在这些故事文本中，故事服从于模式，现实转化为梦想，时间压缩为空间。继《英雄》取得轰动效应和票房奇迹后，张艺谋又如法炮制了《十面埋伏》，用美轮美奂的异国风景和精心设计的武打动作，虚构了一个看似凄美实则内涵空洞的爱情故事。过去文化中那些引以为豪的神圣的东西，如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情感等日益淡化，逐渐被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许多影视产品都以一种共识的平面性创作了一个开放的游戏结构，放弃和梳理了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四，从阶级、等级文化向泛市民文化的转型。

电影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且声画合一的传播媒体，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即便文盲或半文盲往往也能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影像文本。由于影视产品的工业化、市场化，使得大众作为消费者具有了首要的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有意识地迎合尽可能多的受众，填平雅与俗、高与低、精英与民众之间的界限，由此形成了一种泛大众的影视文化。通俗性、大众性使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化在风格、类型、样式上更加模式化和世俗化，精英性、前卫性的探索则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心香》、《洗澡》、《我的父亲母亲》等都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对朴素情感的向往；《洗澡》中温馨、亲切平实的父亲形象则象征了传统文化的平和、宽容、博大，与《黄土地》中对木讷、呆滞的父亲形象的文化反思有着天壤之别。

总体来看，中国电影艺术的大众化转型，不是历史的偶然。这种转型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深入、随着大众文化学习到文化消费的心理变化而逐渐到来的。商业电影在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坚持有着良好的社会效益，应满足受众"健康本位"的需求，摒弃媚俗。导演须强化文化观念，树立导向意识，以受众的健康需求为"本位"意识。要时刻铭记自己对受众的社会化责任感，切不可落入受众本位意识论的"满足"俗套之中。将"受众本位"绝对化为"纯粹满足受众需要，一味争取受众市场"的思想是幼稚的，应该培养受众的"公共本位"意识，努力引导公众的价值认同。商业电影作为当今一种最大众化的消遣娱乐工具之一，不光要有足够的娱乐性，更重要的是建立娱乐的文化性，因为任何娱乐都是建立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

当前我国商业电影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有诸多不良现象存在。其中尤以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等取向令人担忧，商业电影在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的态势下舍弃了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引发一系列相关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既源于现实生活的伦理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了时下的社会文化，对当代中国商业电影中所呈现的这些问题进行相关的伦理探析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J].电影艺术，1997，（1）.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与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56.

[3]田秀云，白臣.当代社会责任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朱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5][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张振华.影像文化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王小敏（1989.1-），女，山东日照人，浙江财经大学2011级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传媒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