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抑或“出局”中国纺企的寒冬突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布局”抑或“出局”中国纺企的寒冬突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对于中国纺织工业而言，2012年的冬天，无疑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目前纺织行业，2/3的企业已经不挣钱甚至亏损，只有1/3的企业艰难支撑，利润率也仅在6%至8%之间。”邢台宁纺集团总经理徐建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无奈之心溢于言表。

不管“三分之二”的表述是否有过激之嫌，这的确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一个寒风萧瑟、心有戚戚的冬天。

“特别是今年，纺织行业运行呈现出产销、效益、投资增速全面下滑的态势，一部分企业困难较为突出。”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坦言。

一边是东南亚低成本国家的虎视眈眈，一边是发达国家加快向制造业回归；一边是外部需求的萎靡不振，一边是原料成本、融资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三重挤压，“主动转型”也好，“被动升级”也罢——“如何寻找寒冬时代制造业的有效生存法则？”，成为了纺织服装企业绕不过的一道必答题。

不幸中的万幸是：外部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调整升级形成“倒逼机制”。要么“布局”，要么“出局”，在中间地带的徘徊，只会让纺织服装企业陷入更大的被动与混沌的漩涡。

谁能成功地突围寒冬？下一个春天的到来，显得弥足珍贵。

低成本诱惑：东南亚“风水轮流转”？

作为中国面料经营的“晴雨表”，中国轻纺城面料市场难逃欧债危机的阴影笼罩。而最突出的一个现象则是：今年以来，中低档订单向东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倾向比较明显。

据绍兴县商务局有关负责人称，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当地货币贬值，这使得纺织品出口变得更为便宜，吸引部分国际采购商将更多的中低档服装订单转移到这些地区，对绍兴县中低端纺织品出口将造成显著影响。

而据透露，今年9月，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低调赴苏州调研经济形势，参与座谈的纺织服装企业也表达了相近的忧虑：出口乏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纺织服装业快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尤为明显的例证是阿迪达斯的最新决策——该集团宣布将在10月关闭在华工厂，并称阿迪达斯撤离中国的理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消息称，阿迪达斯将把产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作为国际运动品牌商的龙头老大，此举可能带来的跟风效仿效应不得而知。

无独有偶。对于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而言，相似的消息接踵而至。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4月的报道，日本的大多数服装专卖店都是通过综合商社在海外生产衣料品，此前日本进口的8成左右的服装衣料品都是从中国引进的，但是随着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上涨，综合商社不得不考虑生产成本，为谋求更多利益，开始转向人工费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并加快强化在东南亚国家的衣料品生产销售体系。

日本纺织巨头的接连转战让中国企业“心有戚戚焉”——三井物产加强与缅甸、越南等国纺织服装工厂间的业务联系，确保每年100万件的供应，同时计划年内在柬埔寨启动年产能力为50万件的纺织服装工厂，把东南亚国家占日本海外衣料品生产的比例从目前的2成提高到4成：住友商事已经于4月份在越南设立当地法人纺织服装企业，通过派驻日本技术人员强化产品质量的同时，扩大在越南的衣料品生产规模；丸红计划到2014年3月把东南亚国家衣料品生产比例从目前的15%提高到30%以上；伊藤忠商事计划向缅甸服装工厂派遣日本技术人员，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三菱商事也开始着手加强在印尼、柬埔寨等地的生产能力。

转移！转移！包括外资企业与部分中国本土服装企业在内的产业转移，好似候鸟避冬的大规模迁徙，不得不让人心生感慨——“风水轮流转”，而今转到东南亚？

今年以来，印度的表现令人艳羡。

印度商务部长简拉奥先生自豪地向媒体说：印度纺织服装企业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订单已经处于满负荷的状态。即使欧洲市场形势低迷，但该国纺织服装出口预计仍将实现405亿美元目标，高于上一财年的340亿美元。

“印度服装行业不依赖于原材料进口。国内丰富的原材料供应有助于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控制成本，缩短交货时间。”Technopak时装及纺织公司资深副总裁Amit Gugnani这样解释印度服装出口在近十年持续增长的最大原因。

与此同时，印度纺织服装业善于拓展新兴市场的特点也造就了行业的逆市增长。

目前，欧盟和美国两大市场总共占印度纺织服装出口总额的65%。为了减少对欧盟和美国等传统市场的依赖，今年上半年，印度纺企尝试探索新市场，如俄罗斯、日本和一些拉美及非洲国家。为助力企业开拓新市场，印度政府也推出了市场发展援助计划和市场准入倡议计划，具体措施包括为出口商提供财政援助。

为了促进纺织业的发展，越南政府也开始打起组合拳。

2011年，越南政府出台了2011～2020年越南纺织暨成衣发展计划，为吸引更多外商的投资目光，越南政府将13个具备发展潜力的省将大举兴建纺织工厂。越南纺织集团还表示，计划实施期间，集团拟投资43万亿越盾（约21.5亿美元）以发展该国的纺纱、面料及服装行业。

看准了当地政策对纺织工业的资源倾斜，嗅觉灵敏的国际巨头纷纷对越南抛出橄榄枝。

今年6月，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在越南南定省投资的纺纱厂开工建设，预计2013年投产，总投资额达到了1.2亿美元。业内人士分析，该项目投产后，此举将改变纱线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进一步提高越南纺织纱线的自给能力。而阿迪达斯集团也开始考虑分阶段将生产线转移到以越南为主的东亚国家；全球采购商巨头沃尔玛也计划将部分小型代工厂业务转移到越南。

后起直追的，还有孟加拉纺织业的出口。

据媒体援引的《金融时报》全球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从2011年年初到8月左右，美国从孟加拉进口服装增长39%，孟加拉国成为对美服装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为了提升部分服装生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孟加拉中央银行将270家境况不佳的服装企业的贷款利率从15%大幅下调到8%，有效地缓解了企业的成本压力。此外，该央行行长还同意提高行业目前4亿美元的出口发展基金，以持续扩大孟加拉国纺织品服装在海外市场的份额。

与此同时。今年，孟加拉国同时加大了对平梭织成衣的投入，在强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质量的双效作用下，孟加拉国梭织成衣出口超越针织成衣，并成为美国最大的平织成衣供应国。

这股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定势，亦可以从整个资金流向的大环境得到侧面印证——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最近几年正在出现类似外资急速流入趋势。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目前流入印尼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是五年前的3倍以上。

而与东南亚国家表现相反的是，一向被视为投资热地的中国，今年1—7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3.6%，全国范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12.3%，头号首选的投资竞争力正在接受考验。

最关键的是，让人担心的不仅仅是出口增长的乏力，恰恰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的产业空心化。

在前文所述的国家发改委调研座谈会上，就有业内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随着服装订单一起流走的，将是越来越多的上游原料生产企业。服装业是“牛鼻子”，辅料厂（例如拉链）、纺织厂会被牵着走。孟加拉国那边，有许多纺织厂正在建设，中国也有一些企业开始到那边投资建厂，既有纺织厂，也有辅料厂，因此过渡期也不会太长。

由此看来，虽然中国纺织工业以“底盘大、基数大”著称，但一旦产业链配套上的某个细微环节被抽空或转移，基于多尼诺骨牌效应下环环相扣的产业优势也将随之坍塌瓦解。出口订单的短暂外流尚可通过市场布局的调整得到缓解，但“产业空心化”对中国纺织工业的伤害力却是最致命的。新的竞争格局下，中国纺织工业匹配新的比较优势以积极应对东南亚的蚕食，迫在眉睫，不可不为。

“买家”变身“厂家”：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

与东南亚国家的激烈竞争相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算得上是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等发达国家最潜在的“正能量”。

学者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分工有一个重要趋势，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由产品参与竞争走向要素参与竞争，附着在产品中的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相互分离，各国（地区）只要拥有其中一种要素资源的相对优势即可在国际分工中寻找到自己的竞争优势。比如，美国的资本和信息技术、英国的金融和创意、德国的制造业技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都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中找到了自身的立足之地。

在这一趋势推动下，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大区域分工格局。一是以美国东海岸、西欧为主体的北大西洋经济圈，以虚拟经济为主：二是以美国西海岸、东亚为主体的北太平洋经济圈，以实体经济为主。综合两大经济圈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相对较为稳定的是北太平洋经济圈，北大西洋经济圈受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这也反映了实体经济相对虚拟经济有更为稳定的经济特性。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训与经验，新一轮的全球制造业变革加速掀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回归。在此之前，据统计，世界每天数十万亿美元的金融交易总额中，与实物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1—2%，众多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个世界经济呈现“倒金字塔”状况。

情况正在发生悄然的改变。目前，美国西部如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正吸引着服装、纺织、家具制造商从成本较低的墨西哥、中美洲、东南亚及中国，重新回归。

“目前，许多美国的采购商将生产订单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其他纺织品生产国。产品种类以棉制品居多：而论及产品档次，通常是制作工艺简单、大众款式的纺织服装产品。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些订单不仅转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有很大一部分是回归美国本土生产的。”8月份，刚刚结束赴欧美市场考察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延恺这样描述美国之行的意外感受。

订单的回流与美国纺织服装制造业的重建密切相关。并且，在经济学家看来，重建的消费基础也非空中楼阁。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当前的服装消费与生产规模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对等的关系。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制造行业，然而今天美国国内企业的生产只能满足市场3%的需求。综观全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服装进口比例超过97%。本土制造的美国纺织服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亟待提升。

“政府的重建政策是‘现实的’，大量缺乏先进技能的美国移民将由此获得工作机会。”美国纺织品及服装进口商协会（USA—ITA）会长莱莉亚·休斯同时认为，重建美国服装制造业得到了美国政府、行业机构、洛杉矶和纽约当地团体的支持。

美国政府支持服装产业的态度非常鲜明。今年，美国政府密集出台了多项新举措为扶持纺织服装业保驾护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名为“WearAmericanAct”。该法案以期用强制规定促进政府购买美国货，进而拉动产业回升。具体做法为：拟将现行联邦政府采购成衣产品中51%必须为美国制造的规定，修订为所有美国政府机关进行采购纺织及成衣产品时，必须100%采购美国制造的商品。

另外，美国政府方面也在加强培育纺织企业的创新能力。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进会（NCTO）主席卡斯·约翰逊（CassJohnson）说，在过去3年，美国纺织产业已投资超过30亿美元，包括在美国建新厂房，生产全球最具创新性的纱线与面料。

可以预见的是，商品采购本土化，本土纺织企业的创新能力培育，将为“美国制造”带去现实的价格竞争力。

“美国采购商订单的回流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在本土采购成本较低。目前，美国从中国进口服装要缴纳16%～17%的关税，面料的进口税则在9%～10%。从本土采购这些产品不仅可以节省这部分关税，而且由于地缘优势，产品的交货期也相对较短。”张延恺这样分析道。

回归，不单单是美国。欧洲危机中的德国经验也引发了其他欧洲国家的纷纷效仿。

在欧债危机中，德国因为制造业发达，受影响程度较低。这也提醒了欧洲其他国家，必须拥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目前，德国在近两年继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从中国吸引企业到德国投资建厂，使产业链更完整。

在这样的发力之下，权威数据统计，自2010年初至今，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增长了2.9%，德国和加拿大分别增长了2.4%和1.9%。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Zandi）由此认为：“美国制造业正处于拐点。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之势己延续了几十年。如今，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变得越来越好。”

事实上，美国生产率在过去10年里不断提高、工资上涨缓慢、美元贬值，综合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推高了美国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以纺织工业在内的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却开始面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缝隙缩小。

据统计，2002—2010年间，以美元计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下跌11%，而以美元计的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上涨3%和41%。美国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也一直在缩小。过去8年中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平均工资年度涨幅都达到或超过了15%。

“并逐日竞，对辩日争。”东南亚的“并逐”加上发达国家的“回辩”，中国纺织工业面临的挑战无疑将是空前严峻的。

“贵”和“难”：挥之不去的成本阴霾

到底是什么在导致中国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下滑？“原料成本、人力成本、融资成本”的三重挤压，成为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三道坎”。

首先是以棉花为突出代表的原料成本。动荡，价差，税收——国内棉企的2012注定是苦涩的。

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内外棉花价差逐渐拉大，每吨价差最高时已达5000元。一方面，价差不断拉大，使得国内棉花消费企业更愿意选择进口棉及棉纱做原料，国产棉除了进入国储库以外，市场实际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上游棉花生产因此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受进口配额调控限制，很多棉纺企业其实采购不到进口棉，部分企业主要以国产棉为原料，这就造成了高原料成本与低产品售价之间的倒挂，并直接导致棉企亏损，最终使棉市下游需求萎缩加剧。

与棉花价格不稳定相对应的，还有棉花税收政策的沉重负担。

据了解，目前，棉花成本占到纺织企业成本的70%左右，而棉花的进项税率为13%，产品的销售税率为17%。进项税和销项税不对等，“高征低扣”的税收政策在业内饱受诟病。

矛盾与分歧在于，税务部门认为，纱布是工业品，棉花不属于工业品。而纺织企业则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片面。棉花是农产品不错，但棉花采摘后不可能直接使用，必须经过加工后才能为企业所用，因此棉花也是一种工业品。

撇开是非不谈，对于利润率不到4%的棉纺织企业来说，“高征低扣”无疑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削弱了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国有老纺织企业多属棉纺企业，从1994年执行至今的“高征低扣”极大地加重了运行成本。据中国棉纺行业对一些企业统计，2006～2008年增值税税赋为6.7%，综合税赋8.8%。而2008年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其他行业平均税赋率显示，食品加工3.5%，化工3.35%，建材4.98%，金属制品2.2%，均低于棉纺行业。

毋庸置疑的是，棉花价格的动荡不仅直接影响到棉农的收益，也影响到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9月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105家棉纺织骨干企业利润下降52.1%，企业亏损面为18.4%，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加124.1%。

其次，劳动力成本的居高不下已非新鲜话题，而这个并非新鲜话题的反复纠结则在于：纺织工业以往所依赖的“既便宜，又好用”的劳动力资源，不再拥有持续而又新鲜的供给。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抽样调查显示，去年纺织业工资平均涨幅在15%以上，但8成以上的企业依然存在用工短缺。许多企业反映，这一代农民工多是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和成长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由于纺织TU噪音大、气味重，再加上劳动强度较大、薪水又不算高，造成了企业招工难、留人难。

另据国际著名人力资源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提供的数据，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为7%～8%。马来西亚和印尼在大学毕业生工资方面与中国相仿，但更底层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低。综合而言，在与其他新兴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最高的，接着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然后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贵”，成为了纺织服装劳动力市场上的主旋律。尤其是习惯于在节后集中爆发的“用工荒”问题，让企业主慌了心，也在无奈之中荒了地。订单流失，有了订单也不敢接，接单质量因为劳动力的不稳定而直线下降，利润下降导致薪资水平上涨有心无力……种种不良反应在纺织工业体内恶性循环，成为目前纺织工业最难以排解的一块“心病”。

“其实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用工荒的_现象，从那时起，制造业工人的薪酬水平就一直在上涨。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最早就提出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李健认为，用工荒很有可能将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一种常态——“像从前那样，工厂工资十年不变仍然可以招到工人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了。”

除了原料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贵”，大企业税收负担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也是制约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山东海思堡服饰有限公司这两年力推自创品牌ASPOP女装，品牌如今进驻了山东银座、浙江银泰等高端百货商场，销售涨势喜人。但搞研发、建渠道的银行贷款不仅很难批，而且融资成本高达30%。

为了转型升级，海思堡把企业出口加工挣的钱全都补贴到自主品牌上。但让董事长马学强一筹莫展的则是：“银行利率这么高，不是与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背道而驰吗？”

不仅像海思堡这样的中型企业深感融资难，即便像兰雁集团等大型企业也在感慨，要贷款，就要接受承兑、贴现等捆绑条件，年底一算银行利率高达30%多，都赶上民间高利贷了，对我们实体经济的冲击太大了。兰雁集团总裁姜明表示，2011年银行受存贷比影响，为增加存款要求企业办理全额承兑，仅这一项就让企业比2010年多支出贴现利息4000多万元。

与融资成本相对应的，还有税收成本的“割肉”。

据了解，我国纺织企业均需交纳17%的增值税、25%的所得税，以及土地使用税、城建税、房产税、印花税、地方教育费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基金等地方税费。这些纳税项目与其它工业企业相同。

杭州鼎贸纺织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无奈地表示：2011年企业的销售额为1000万元，扣除成本和各种税费，企业实际的利润只有200万元。

“相比很多企业亏损情况，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好的结果。2011年压力很大源于上缴的税收，在800万元的支出项目中，员工工资、原材料上涨、设备更新、业务培训等费用的支出和上缴税收差不多对半。”这位负责人表示，本来企业2011年要增加自动流水线设备，但现在只能把计划拖后。

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所有上缴的税收加起来已经占到总销售额的5%左右，收入相当于企业2个月的销售情况。虽然从2010年开始，国家放松了出口税和关税的征收办法，但目前增值税、营业税的税率仍然很高，2011年企业生产成本仍较上年提高了20%左右。

从目前来看，这三大成本构成的矛盾化解，若非将外部政策的刺激效应结合内生型动力的塑造，恐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快速缓解。直面矛盾，积极寻找对策，纺企必须走上各自的破冰之路。

“冬眠”不如“冬练”：纺企的破冰之路

《中国制造业走向何方——德勤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2011》认为，每一次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一轮的重大科技革命，带来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制造业发展。中国制造业应该以危机为契机，融入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在下一轮增长中的竞争能力。

这样的观点并非只是“形式主义”的告慰。在产业发展的非常时期，是否可以塑造内生型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然是决定纺织企业能否在所谓“哀鸿遍野的惨淡之间”，成为“相对份额的市场主导者”。

比如，科技创新对劳动力成本高涨的对抗。

以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调研结果来看，目前棉纺织企业用工水平相差悬殊，有些企业万锭用工还在15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80人，而先进企业万锭用工在30人以下。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既有装备水平等硬件因素，也与企业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等软件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素质和基础管理水平，实现组织结构的优化，就能有效降低用工成本并减少对人工的依赖。

再比如，创意设计对原料成本风险的对抗。

一个发现是，那些面向终端消费，以品牌文化作为自身特质的服装品牌，明显在溢价能力的空间与价格话语权上，足以对抗原料成本的波动风险。

对创意设计的尊重，使得消费者能够产生强烈的购买欲望，是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完成高位阶过渡的不二法则，时尚产业取代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令危机中的纺织工业焕发出新的神采，开拓更为广泛的价值渠道。

“实际上，纺织工业同时融合了第二产业的制造、第三产业中的商业、媒介、设计等一系列业态，这同时也是时尚产业的应有属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瑞哲在2012时尚产业论坛上表示。

在他看来，纺织工业可以被视作为时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拥有相似的创意经济的价值内核，是创意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也是新思想、新技术、新文化的物化形式。他预言，纺织工业将会遵循世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对产业的演进逻辑：即：完成“制造业一服务业一体验业”的升级。其中，制造业满足人的一般生存需求，服务业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体验业”满足人的自我实现需求。未来，注入创意设计与文化价值的纺织工业，将成为人类完美时尚体验的重要构成，也将逐步摆脱对物化成本的简单依赖。

而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选择何种“比如”，则取决于其对自身发展基因的审慎检视。

正如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所言：“说到底，市场衡量成败，时代培养企业。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如果说有什么‘普适’模式，那就是：合理定位，灵敏捕捉市场动向，快速反应，优质服务，以及合理的管理方法。如果有所谓‘终极’理想，那就是：步入良性循环轨道，而具体路径则是差异化的，大有大的做法，小有小的规律。”

比如品牌建设，王天凯认为并不要求所有企业都去做品牌，而应因企制宜，准确定位。目前，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行业里有一批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成为龙头骨干，带动数以百计的中小企业在相关产业链上发挥作用，在这种模式下，中小企业通过做精做专，与大企业良好互动，形成了和谐的产业生态环境。而国家和地方要做的，则是为中小企业提供宽松的市场条件和成长环境。

而在现实路径的策略选择层面，纺织企业也在加快摸索各自的冬练术，“与其消极冬眠，不如积极冬练。”以2011年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的获奖企业作为样本分析，可以发现不同行之有效的破冬之道——

策略一，战略性调整销售市场。

例如，欧美市场仅占山东魏桥公司海外市场的20%左右，其主要的海外市场开始调整为日本、韩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

策略二，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

例如，华润纺织集团在棉花价格大幅震荡的情况下，增加非棉类产品的比重；弘诚公司实施纤维原料差别化策略，并扩大色织产品的产能，以此提高产品附加值与利润率：豪盛公司集中力量，主打竹纤维针织服饰。银仕来在高支高密纯棉大提花织物依然看好的时候，将产品开发重点转向非棉类差别化提花织物，获得良好的市场收益。

策略三，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例如，海思堡服饰公司开始与东华大学在上海，共同设立研发中心，提升企业设计水平，给国内外客商提供更多设计服务，使得订单生产由OEM向ODM转型。

策略四，采取措施缓解资金紧张问题。

例如，兰雁集团通过加快销售回款，确保生产经营周转资金稳定，加快两项资金占用压缩，加快资金回笼，力争全年下降5%。

海思堡服饰公司则通过办理出口信用保险来规避货款风险，同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来规避人民币升值风险。

惠民布鲁科纺织公司在银行贷款难以办理的情况下，通过公司在昌邑的母公司获得资金支持。惠民基德采取款到发货的销售方式，保证流动资金的正常化。

策略五，强化管理，降低成本。

例如，兰雁集团进一步打破原有经营机制的束缚，从划小核算单位、实行多层次经营人手，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

策略六，实施品牌战略，延伸产业链。

例如，亚光集团以发展品牌家纺为重点，着力提高家纺产品的设计创新能力和加工制作水平，适应家纺产品人性化、时尚化、品牌化的国际发展潮流；惠民基德开始扩建转杯纺纱产能，自办服装企业，并创立时装品牌，实现纺织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与纺织企业各显神通的“冬练术”相呼应，国家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战略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这算的上是纺织企业在寒冬里盼来的一轮“政策暖阳”。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这一中央决策部署成为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重要促进因素。而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基调则加强了这一讯号。

在本次金融工作会议中，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成为新的重点。强调，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或许，这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破冰前行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行之有效的细则与措施不断出台。毕竟，这是一个总是以坚韧态度承载着巨大就业量的民生产业，以及正在变为，并将成为“创造美、传递爱”的时尚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