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 通向未来全球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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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近年引起全世界的好奇和关注，海湾国家，或者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for the Arab States of the Gulf）的6个成员国，似乎仍是一片神秘的疆域。在外人心目中，海湾地区不外乎沙漠、白袍（Gandurah）和石油。但是，尤其在过去十年间，随着迪拜知名度的上升，人们对海湾地区的印象又演变为海滩、高端酒店和跑车。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湾国家的现实。海湾国家都是酋长国，信奉伊斯兰教，石油资源丰富，领土面积相对较小，处于波斯湾战略位置。它们都地理特征单一，国内市场不大，难以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

与外部世界在商业和战略上的一体化

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海湾国家的经济本质，最恰当的莫过于“一体化”。不管是否是因为石油资本，几个世纪以来，海湾地区对于外部大国来说一直是商业和战略上的一块肥肉。海湾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前伊斯兰教时期。回顾殖民时代，我们会发现海湾地区横跨了欧印殖民贸易路线。海湾地区的诸多部落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得益于广大的印度洋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形成的繁忙的跨洋运输网络。当地造船厂制造、当地水手领航的单桅帆船（dhows）和帆桁船（booms）每个季节都会从波斯湾驶向印度次大陆，或沿东非海岸线航行。随着区域内和区域间复杂多样的贸易方式的兴起，当地人用阿拉伯小马、枣椰和珍珠来交换大米、木材和棉花。直到今日，这张贸易大网仍在为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创造着动力。

当前海湾地区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湾发现了石油。海湾地区巨大而迅速的收入增长及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恰恰造成了如今海湾国家不可持续性的特征。令人欣慰的是，海湾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短板，目前正在进行经济转型。比如，迪拜因已因成为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和物流服务的国际商业枢纽而名声大噪。尽管迪拜几乎没有石油资本，它仍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经济迅速繁荣。迪拜经济部国外投资办总裁法赫德·艾尔·卡尔卡维（Fahad Al Gergawi）公布的数据显示，输入迪拜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12年增长了16.6%，新增119家公司，新增投资额达42亿迪拉姆（约合12.2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商业服务、房地产、休闲娱乐、化工、食品烟草、保健和金属等行业。

笔者不会像其他观察人士那样，把迪拜的发展路径乐观地称之为“迪拜模式”或是“迪拜奇迹”，但可以肯定的是，海湾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一体化已为海湾国家所认可，这是脱离石油经济的一种途径。迪拜完全可以视为一扇重要的门窗，透过它人们得以了解海湾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贸易型实体经济

巨大的石油收入令海湾国家成为食利国家。大多数国民都愿意在公共部门工作。公共部门的工资比私营部门至少高一倍。私营部门大多是外籍劳工，既有来自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极低收入的流动劳工，也有主要来自欧洲国家或其他西方主要英语国家、收入较高的中高级管理层人士。市场流动性构成海湾国家经济的新特点。在海湾国家市场，看不到其他主要市场上见到的那种市场稳定性。海湾国家，以迪拜为代表，依靠20世纪下半叶积累的石油资本，正回归到其作为中转性枢纽的传统角色。作为商品和金融交易中心，海湾国家作为全球市场的关键枢纽继续存在，充满动态稳定性。

总的来说，海湾地区的未来在于其自由贸易港经济。从2005年开始，阿联酋航空公司（Emirates Airways）（迪拜）、阿提哈德航空公司（Etihad Airways）（阿布扎比）和卡塔尔航空公司（Qatar Airways）（多哈）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主要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随着这三大航空公司的快速增长，迪拜和多哈成为“超级空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只需在波斯湾中转一站就可到达。这些航空公司证明并加强了区域间贸易和交流航线的重组。其中，总部设在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居国际航空运输量世界第一。截至去年3月31日，其年纯收入为23亿迪拉姆（6.27亿美元）；而到今年3月31日，年纯收入则达31亿迪拉姆（约合8.45亿美元）。

发展可持续金融经济

贸易型实体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更为可持续的金融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海湾国家借鉴美国和西欧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采用这些国家广泛使用的制度，变革了自己的市场治理方式。海湾国家受伊斯兰教的限制，存在市场透明度的问题；然而，随着经济自由区和独立监管机构（IRAs）的设立，问题开始得到解决。这些新设立的独立监管机构在法律上独立于政府公共机构，享有正式授权，拥有明确设定的法定目标和法定权利。迪拜金融服务局（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卡塔尔金融中心监管局（Qatar Financial Centre Regulatory Authority）以及沙特资本市场管理局（Capital Market Authority）就是海湾地区独立监管机构的三个范例。时间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发生在迪拜。2004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修订了联邦宪法，允许各酋长国建立各自的自由贸易区。迪拜及时抓住政策变化，迪拜酋长谢赫··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主动响应，建立了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迪拜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迪拜建成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尤其是伊斯兰世界金融中心。作为经济自由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享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与英国普通法系的结构类似。迪拜自我宣传并逐渐发展成世界金融枢纽，不仅涵盖银行业、保险业、理财、资本市场、金融服务和零售业，同时也成为了诸多公司设立总部的首选之地。中国农业银行近期在迪拜设立分行，至此在中东地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都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设立了总部。

海湾地区向贸易型经济转型过渡，支持在海湾地区为建立自由贸易区所做的制度变革，这就要求该地区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海湾地区对澳大利亚、东亚和美国等太平洋地区的兴趣越来越浓，丰富和补充了该地区与欧洲、非洲以及印度次大陆的传统联系。海湾国家开发中国市场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愿望也更为迫切。在这项宏伟计划中，迪拜再次一马当先。2012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迎合了双方互利合作的迫切要求。

对迪拜来说，中国经济的输入必然有助于其希冀成为世界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换的世界枢纽这一意图的实现。而对中国来说，由于迪拜地区有众多欧洲公司的存在，迪拜可以充当中国与西方主要市场打交道的门户和相对容易的渠道。不过，与在迪拜当地市场的石油、零售和房地产部门都有实质性存在的韩国和日本投资不同，目前来自中国的投资尚未完全融入当地市场和经济。中国商人一直把迪拜视作通往其他阿拉伯地区和非洲地区主要的再出口港口，但迪拜作为世界贸易枢纽的真正经济容量还需要中国在更广的范围和意义上深入发掘。双方之间的信息和语言障碍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随着双方意识日益增强，中国与海湾地区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