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复 万亿市场待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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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由中国环保部权威的《中国土壤环境保护政策》再次引发各方热议。该文认为，在各类环境污染中，土壤往往是最终的污染受体：水、大气等受体的污染物均会陆续转移到土壤中，此外，区别于空气和水，土地污染不易转移，无法通过自然流动进行大规模降解，不仅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对人类生存的危害也是毁灭性的。

根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规划，到2015年，我国应全面摸清土壤环境状况，建立起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土地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扩散趋势，确保全国土壤环境调查点达标率不低于80%，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调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对60%的耕地和所有50万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土地展开监测，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

宏观政策的利好无疑为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力量，面对日趋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李书鹏显得既兴奋又忐忑，“污水治理了多少年？大气治理了多少年？但问题还非常多，几十年都无法彻底解决！”

无独有偶，在短短几年内，土地修复产业的规模就增加了几倍。当时间的脚步刚刚来到2014年之际，一场围绕污染土壤修复的战役已经在中国打响，虽然故事发展的路线图还有待各方筹划，但和其他新兴行业面临的困境一样，“谁来付费”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政府和相关从业者……

土壤修复路线图

提到土壤污染，李书鹏认为，它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我国工业化长期的粗放式发展，大家对它的理解也存在许多误区。“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谈论土壤修复，其实在行业内土壤和地下水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地下水埋深比较浅，一两米就见水，地下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不能分开讨论。”

2007年，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从事环境修复的专业公司。那是一个公众对环境修复很陌生的年代，北京建工修复的出现，在中国环保产业尤其是污染治理市场掀起了一阵波澜。

李书鹏表示，虽然土壤污染问题热炒了很久，但土壤修复却是环境保护的一个崭新领域。“以前产业化较好的是水、气、声、渣的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之所以大家都很关注，一方面是由于镉米事件导致的对粮食安全的担心；另一方面是土壤污染引起的地下水污染事件不断曝光，社会愈加关注饮用水安全问题。行业在起步，国家的监管也要起步，现在有些地方主管部门观念还不清晰，这都需要改变。”

另一方面，制定一部规范行业的法律也变得迫在眉睫。事实上，我国研究土壤污染防治法已有一段时间，从2006年全国进行统一的土壤污染源调查开始，到去年，由环保部牵头，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工业信息化部等八部委共同制定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初稿完成，共历时7年。

对于将要出台的政策，李书鹏有着自己的期待。在他看来，行业发展至今仍缺乏国家级的规范和导则，这让包括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都受到影响。“哪些场地必须调查？什么时候做调查？调查后如果有问题应该怎么做？现在很多机构之所以不敢做修复，就是不知道需要修复到什么标准、修复后如何验收、各个节点上报给谁等等问题，很多经济发达省份土壤修复进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累于此。”

相比土地环境保护立法的漫长，污染土地的“定价”则显得更加艰辛。“农田和工业场地的整治要严格区分，工业用地相对价值较高，所以市场会更容易打开。而具体到农田，价格难题仍不好解。”根据李书鹏的测算，假定污染土壤只有半米深，按照现在的工业场地修复的市场价格，一亩农地需要的修复费用也要十几万人民币，“农民承受不起，国家也承受不起，最好的办法是农民、市场、国家三方共担”，同时针对农田土壤污染应该将修复技术和农艺技术结合使用，降低修复成本。

即使对产业的发展看法各异，但行业应由企业唱主角却是所有人的共识，这就对企业自身的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北京建工修复的抓手是科研，李书鹏解释道：“公司始终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通过多种渠道引进拥有丰富修复经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其中两名入选北京‘海聚工程’。也许他们在国外学到的技术现阶段在国内很难完全应用，但可以确保我们的视野与国际基本同步，从而做到在技术本土化上先人一步。”

如果将视野上升到全球，虽然都存在土壤污染情况，但在各个国家情况也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由于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很多场地的污染土壤可以挖掘后异地填埋或在原位长期修复，甚至有些场地是边修复边使用，上面建成了超市或仓库，地下同时进行着修复。“但在国内，都希望开发得快一些，容积率高一些，最好都建成住宅，这是由国情决定的。”李书鹏补充道。

市场究竟在哪里

根据我国污染责任机制，土壤污染的治理也遵循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不过由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这条原则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但在土壤污染调查领域，近两年却动作颇多。过去，我国曾多次大规模调查土壤污染情况，并于2013年12月底透露了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的部分数据。“主要问题还是调查的尺度太大，平均下来几十平方公里取一个点，代表性不够，相比较而言，日本污染土壤的面积调查单位是2.5公顷，中国台湾地区是1公顷。现在国家应尽快建立污染场地名录，发现一个上报一个，修复一个删除一个，要有一笔清晰的账目。”李书鹏如是说道。

责任人界定的困难正是目前“付费难”乃至土壤修复难的症结所在。由于土壤污染多数是几代企业形成的累积效应，很多企业早已不复存在或改制，而处在最弱势的农民，不仅要承担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还要背上“毒大米”、“毒蔬菜”的指责。

在这方面，美国的例子也许可以为我国提供借鉴。1980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这项法案规定在美国全国设立“超级基金”，基金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内石油生产和进口税、化学品原料税、环境税等，这项税种的收益同时定向投入到“超级基金”的托管基金，每年按实际需要的比例进行投放，用于全国土地的修复。

根据土壤修复发达国家的经验，土地保护成本、土地管理成本、修复成本之间的比率一般为1：10：100，按照这个比率，如果预防土壤污染需投入10万元，那管控污染则需要100万元，如果土地已被污染而需进行修复，则需要投入1，000万元。国内很多专家也都表示，要吸取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教训，尽早采取措施，多从预防上下功夫。

在资本运作层面，北京建工修复也有新的计划。李书鹏对《中国新时代》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上市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事实上，作为北京建工修复的母公司，北京建工集团管理层很早就从长远发展角度进行全盘布局。“作为集团内部第一个准备上市的下属公司，建工修复的上市受到集团高度重视，集团希望我们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从修复公司角度出发，由于工程越做越大，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但归根结底，上市是对公司管理体制一次全面的梳理。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上市需要我们将管理体制进一步梳理、规范与完善，这对企业发展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谈到未来，李书鹏对于公司信心十足。“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公司从战略规划、机构组成、人员配置等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未来更要在新的领域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把建筑垃圾、矿山修复等都要放到公司主营业务中来，引领环境修复成为一个更全面的领域。”

不管怎样，产业升级的车轮不会停止，土壤的保护和治理不仅给众多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是人民殷切的希望。但是，要做好土壤修复，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