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发展主义”的实质是把发展的目标、主体、过程和绩效量度都简化为或等同于GDP增加（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制造与累积）和经济尺度下的社会进步（人均经济收入与物质福利消费的增加及其保障），而且，这种严重偏执化、物化的发展惯例/思维主宰着整个社会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选择并成为主流社会文化共识。而从伦理的维度看，“发展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是“经济之善”（经济合理性）的评估失去了“社会之善”（社会理性）、“生态之善”（生态理性）的前提性规约，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简约为狭隘性经济生产活动的“效率”或“竞争力”，因而难以避免地呈现为“社会之恶”、“生态之恶”。
关键词：发展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F112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5206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反思，要求我们做出政策、制度层面之上的关于发展的模式、理念甚至思维本身的严肃思考。而且，这种思考绝不能停留于理论层面或纠结于理论自身，而是必须观照并服务于中国未来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战略与实践。这其中一个必须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成果及其过程）成为社会与生态可持续的？显然，依此而言，我们目前面临的环境难题或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或对立面，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发展困境或矛盾，而它的抑缓或解决思路也应在一种更宽阔的发展视野下来探寻。笔者在他文中已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对如何终结“无边界的发展”做了初步探讨\[1\]，在此将集中从伦理维度对“发展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影响及其超越加以分析。
一、发展主义及其表现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与使用的“发展”（Development）概念，后者按照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做的界定，更多是一个有机哲学意义上的范畴——任何物种及其个体都有一个孕育、出生、生长到成熟直至死亡的自然发展过程\[2\](P27-28)，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渐进的、综合性的和存在着诸多内外部制约的过程。也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种）族的发展权利，而这不仅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目前所谓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它们体现着人类社会不同成长阶段的发展需要与要求的意义上。
但是，“发展主义”有着一种十分不同的理论意涵：它将发展的目标、主体、过程和绩效量度都简化为或等同于GDP增加（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与产出）、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制造与累积）和经济尺度下的社会进步（人均经济收入与物质福利消费的增加及其保障），而且，这种严重偏执化、物化的发展惯例/思维主宰着整个社会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选择并成为主流社会文化共识。对于前一层面，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已经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影响着党和政府的重大政策调整，近年来关于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讨论都可以在如此背景下加以定位与理解；而对于后者，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国内学术界总体上还讨论较少\[3\]，但正是后者体现着“发展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在整个社会的凝固化（政策法规意义上的明确性）、制度化（通过制度机制来推进与保障）和泛化（成为不受/难以挑战的社会共识）。
因此，发展主义既体现为一种观念样态的“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思维定势，也同时呈现为一种实体化的“发展优先”的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偏好。它的核心是发展意涵的片面化及去边界化，其实质则是狭隘的经济主义/经济维度的至上化和资本主义化。概括地说，“发展意涵的片面化及去边界化”就是把综合性、渐进性和内生性的发展简化为其中某一方面的人为性膨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发展的全面性、渐进性和内生性的受抑制甚至牺牲为代价来确保这种人为性膨胀；“狭隘的经济主义/经济维度的至上化和资本主义化”是指经济主义/经济维度考量下的物质财富生产及其消费成为整个社会统治性的优先发展指标与路径，并进而极端化为关于物质财富生产的投入与产出的GDP数值和社会福利消费的财政预算与支出数据。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当然是与其物质财富生产与消费的总量呈正相关的，但当后者的增进及其衡量过分偏执于一些GDP数值和财政收支数据时就可能逐渐脱离普通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福祉——比如，往返船票高达9 000美元的泰坦尼克号线路豪华油轮的大量制造与运营，也许非常有助于相关国家GDP的增加，但却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福利几乎没有什么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资本密集型、技术高端型的高GDP附加值的经济生产与经营，最终是要体现为资本（包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管理资本）投入的高回报，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和赢利性其实是“发展主义”政策取向和制度偏好的逻辑指向或最终归宿。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郇庆治：“发展主义”的伦理维度及其批判但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就理论自身还是实践进程而言，“发展主义”并不就直接等同于“资本的逻辑”或“资本主义”。事实上，“发展主义”更多是一种出现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学者在对开启于威权时代的“急速现代化模式”做了全面检讨与反思后认为\[4\](P222-242)：一方面，韩国是亚太新工业化地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模式的成功实例，政府依赖其强大的资源掌控与社会动员，组织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工业化发展，并迈入了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越过了所谓的中等收入或发展陷阱）；但另一方面，韩国并没有能够超脱资本中心或“资本主义”的发展偏向（尤其是在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后），也就难以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的生态不可持续和社会非正义问题。因而，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比如卢武铉执政时期的“左翼新自由主义”或“新发展主义”已很难定性为任何意义上的激进民主主义或生态民主主义，而是只能在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背景与语境下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