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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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本收益分析被视为理性主义的重要分析工具,但是,在理论上成本收益分析并非总是导致理性的结果。本文通过对成本收益分析自身成本的分析,并把成本收益分析的自身成本作为政策或方案成本的一部分,探讨了在某些情况下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与理性偏好的冲突。
Abstract: The cost income analysis regards as the rationalism the important analysis tool, but, the cost income analysis always causes the rational by no means theoretically result. This article through analyzes own cost to the cost income the analysis, and takes cost income analysis's own cost the policy or a plan cost part, has discussed in the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cost income analysis result and rational conflict by chance.
关键词:成本收益分析理性理性冲突
key word: Cost income analysis Rationality The rationality conflicts
经济学“理性”范式,按其内在逻辑来说等价于“极大化原则”,强调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1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主体要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计算和选择即是对成本与收益所做的比较分析。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理性的范畴中成本收益分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成本与收益时,人们会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2但对成本收益分析是否会引发非理性的结果则鲜有思考。
一、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于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选出最优方案。但是在备选方案竞优的过程中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并未进入研究者或决策者的视野。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下还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中,成本收益分析的自身成本从未被正式地考虑进政策或备选方案的成本里面加以考量。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又是政策方案成本收益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主要指对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又不属于方案本身成本的那部分成本,它包括信息收集的成本、分析的成本、组织人员和专家的成本及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等等。
我们认为只有把成本收益分析自身的成本放入备选方案或政策的成本之中才能得出合理的、正确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所以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不应分离于政策方案的成本,它应该属于政策方案的成本的一部分。成本收益分析的收益可以认定为一种信息或知识,它可以减少我们对备选方案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无知。毫无疑问的是成本收益分析在减少我们无知的同时也增加了分析对象的成本。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这种成本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作为通往理性结果的分析工具与所追求的理性结果即收益的极大化的冲突中是非常重要的,不得不于考虑的。对于理性的追求受到各种“理性人”假设的限制,我们可以把这种假设分为完全理性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两种,通过把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的作为考察的对象,分别在完全理性假设和有限理性假设的条件下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理性发生的异化,探讨成本收益分析和理性的追求和偏好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成本收益分析在完全理性条件下的理性冲突
建立在完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的方法论认为行为人的选择或决策意味着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决策者掌握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的精确计算和选择能力,能穷尽所有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方案,对所有的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找出最优方案。在此过程之中,成本收益分析是通往最优方案的工具,完全理性的实现依赖于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
正如我们所知的的完全理性的决策者掌握完全的信息,对尽可能多甚至所有的备选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进而选出最优方案。所以可以推出备选方案的数量越多,收集到的信息越充分越趋向于完全理性。但是结合我们上文提到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属于方案的的沉没成本或增量成本的分析。每一被选方案的成本都应包含对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但是一般来说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占政策方案成本的比重比较小,不会产生太大影响。那么,它对最优方案是不是也没有影响呢?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目的是选出最优方案,它的成本自然包括对它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但这是否反映了最优方案的最终成本了呢?显然没有,因为对最有方案只有在它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与其他备选方案的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的比较中才能得出,尽管其它被选方案被淘汰,但它们同样消耗了成本,它们同样是决定最终方案的必要成本。由此,我们可以说最终方案的成本等于方案的自身成本加上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另外还要再加上对其它被选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
那么在完全理性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
备选方案的成本=方案的固有成本+方案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①
最优方案的成本=最优方案的固有成本+最优方案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其它落选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
进一步得出:
最优方案的成本=方案的固有成本+所有方案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之和②
如理性的决策者为解决一个问题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方案并对它们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得出如下信息,如表1所示。
根据此表,一般来说,我们就可以的根据成本收益差即CB的大小的比较得出最优方案。但是,这时成本收益分析的自身成本并未考虑在内,所以这是不完全的成本分析结果。据①式,我们可知方案A的成本为B+D,所以真实的成本收益差为C(B+D)。当然由于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成本D相对于备选方案的成本B和收益C来说非常小对单个备选方案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当我们假设方案An的成本收益差CnBn最大时,我们按常规会得出An就是我们要选的最优方案,但此时它的成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在表中分析的单个方案的真实成本了,它转变为另外一种最终成本,据②式,我们可以得出它的最终成本B= Bn+ D1+ D2+ D3+ D4+ D5+ D6+…… + Dn③,这样它的成本收益差就变为了CnB=Cn(Bn+ D1+ D2+ D3+ D4+ D5+ D6+…… + Dn)④,此时,原来相对于方案固有成本来说很小的可以忽略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自身成本已经不能忽略了,而且根据“完全理性"假设的逻辑推论:占有的信息越多越充分,制定的备选方案越多就越趋向于理性,就越能获得最优方案和最佳决策效果,但我们发现随着备选方案的数量n越来越大,据③式可知,最优方案成本的不断上升,但其收益是相对固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必有一临界值m (n≥m≥1)使得最优方案的最终成本等于其收益。当超过这一临界值m时,最优方案的成本就超过了其收益,最优方案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理性的分析方法却导致了与理性背离的结果。
同样,当n小于临界值时,尽管最优方案依然存在,但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率也大打折扣,是否还能称得上最优不免令人怀疑。甚至会出现另一种冲突即最终方案的成本收益差小于任一其它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差,从而导致最优方案的失败。
三、结论
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自然地倾向于在多种备选方案的竞优过程中发生作用,而备选方案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决策者的理性水平和能力,但是在对备选方案的选择竞优的过程中存在固有的缺陷和不足,这种缺陷隐藏了竞优胜出方案的最终成本。我们认为政策方案的真实成本不仅仅包括自身的固有成本,还包括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而存在多种备选方案的情况下,最优方案或满意方案的最终成本还应包括自身固有成本和所有备选方案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成本之和。由此,结合备选方案竞优过程中理性的异化,如最优方案的失败、满意方案的弱化或消失等,我们发现成本收益分析作为重要的理性分析工具除了自身的局限性之外,在理性的逻辑分析过程中会发生异化,在一定的条件和假设之下会出现理性的冲突。成本收益分析并不能总是导向理性的结果,特别是存在多种备选方案的情况下,所以,成本收益分析的增进理性的作用更突出的表现在单一或有限数目方案的比较分析中发挥提供信息和知识的功用。
参考文献:
【1】 邱松伟,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2】 刘春湘,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和NGO治理
注释:
【1】 汪丁丁,叶航.理性的危机――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J].天津社会科学.2004 (1)
【2】陈奇超.经济理性"的疑问.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