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真实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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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视觉》：从什么时候起你想把它做成一个长期项目？

达茜・戴佩拉（下称达茜）：这是一个更大的计划“城市贫困”的一部分。从1997年下半年起，我开始和朱莉以及许多后来同样死于艾滋病的人长时间待在一起。我从没想把它做成长期计划，我只是持续不断地拍，持续不断地记录他们的生活。

《LENS.视觉》：在你眼中，朱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达茜：她喜欢孩子，也乐于助人，与人交流时总是清晰准确。如果成长于别的家庭，肯定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师。她很情绪化、性格暴躁，但还算善解人意。

《LENS.视觉》：为什么朱莉总是在不停生养孩子，是因为AFDC计划？通过它获得的政府资助是否改善了朱莉及其家庭的生活？

达茜：朱莉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一个是和杰克所生，杰克愿意为朱莉做任何事，直到死还深爱着朱莉；杰森和朱莉生了四个孩子，一起生活了11年，陪着朱莉走到生命尽头。仅有一个孩子是和一个不愿对她负责的男人生的。

朱莉反对堕胎，也没有余钱为生育控制付钱。AFDC不是她生孩子的原因，从AFDC计划得到最多的钱是她和瑞秋、汤米一起生活的时候，但也非常少。

《LENS.视觉》：六个孩子中有谁是HIV阳性吗？

达茜：朱莉的孩子都没有感染HIV，所有的孩子都很健康。除了乔丹，这个孩子出生后的检测呈阳性。早期怀孕、分娩过程中的母婴传播几率是25%，后来这种情况得以改善，母婴之间的感染率大概在3%以下。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朱莉仍然很幸运。

《LENS.视觉》：从拍摄监狱题材到拍朱莉，为什么你会对这类题材感兴趣？

达茜：我希望我的摄影能够帮助人们对这个世界有更好的理解，看到这个世界另一面的真实。普通人离这些人的生活很远。

《LENS.视觉》：纪实摄影有时会遭遇普通人的责难。卫报网站上署名David Cunard的留言质问你：“达茜・戴佩拉宁可依靠拍摄那些底层的可怜人为生，也不愿去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我觉得达茜的动机是应该被谴责的。”

达茜：有很多医生、政府机构的人在无偿帮助朱莉，社会义工、精神和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一直在帮助她，否则朱莉可能像杰克一样早已死去。我仅仅是一个摄影师，即使已和她成为真正的朋友，我的角色也主要是告诉人们她的故事。

《LENS.视觉》：你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达茜：我曾多次在拍摄中掉泪，毕竟走进我生活的人中，朱莉是第一个死去的。

《LENS.视觉》：曾经在某一时刻，你想过要放弃这个计划吗？

达茜：我曾数度想要放弃，当朱莉搬到斯托克顿时，当她和她父亲在阿拉斯加团聚时。但想到她的孩子可能会问她，“为什么不要我们了？”我当时想，可能朱莉未必有机会活着告诉他们。

《LENS.视觉》：你在拍摄期间和拍摄之后的经济状况如何？

达茜：在这个计划开始的那些年里，我的经济状况很糟――就像很多年轻的自由摄影师一样，这没什么特别的。我会去拍摄别人安排的自己不喜欢的任务，也做过餐厅侍者或者类似的零工，也会向那些境况比我好的摄影师要多余的胶片。幸运的是，从1998年开始我可以依靠做摄影师为生。

《LENS.视觉》：我读了你父亲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给你的留言，他深深以你为荣，你的家庭给你什么影响？你曾放弃在《纽约时报》做摄影师而选择自由职业，现在回望觉得是否明智？

达茜：我的家人总是支持我所做的决定，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事实上，我放弃了两次成为《纽约时报》摄影师以及其他几家报社的工作机会，那时我也问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但现在我坚信自由摄影师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任何一家报社都不会给你18年时间去一直拍摄一个项目。我还准备让这个计划持续下去，拍摄杰森和艾丽莎，寻找并拍摄朱莉其他失散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