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大序》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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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诗》的性质、作《诗》宗旨以及《诗》的社会功能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诗大序》之文艺观，并对其发展流变作了简要概述，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文学总是依附于政治而存在，而这一关系在屈原诗歌极其影响上则体现得尤为明显与突出。

关键词：诗大序；传统文学；政治；诗教；屈原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毛诗序》在古代文论史上一向受人重视。《大序》与《小序》间的分野问题历来也颇受争议。在这里，文章所指《诗大序》即《毛诗・关雎篇》全序。《诗大序》针对《诗》的性质、作《诗》宗旨以及《诗》的社会功能等方面作出了系统阐释与说明，其所体现的文艺观念较为完整系统地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诗教”说，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批评与鉴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诗大序》之文艺观极其流变概述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段文字作为《诗大序》之首段，奠定了后文“论《诗》”之基调，即《诗》的“教化”功用。

《诗大序》首先说明了《诗》之本质，即“诗言志”。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中所言“志”，尽管“发乎情”，但还需“止乎礼仪”，也就是说感情的发泄必须不能超越“礼”之范围，正如孔子所言：“八侑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侑》）可见，这里的 “志”强调的是作为“风之始”的“后妃之德”，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道德之所指。因而《诗》的独立地位被取消，成为政治教化之工具。

继而它提到了“诗之性”，直接论述诗歌与政治之关系。一方面，在内容上，《诗》不仅直接反应政治面貌，“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礼记・乐记》）；而且世代政治的兴衰成败也会直接影响《诗》之创作，“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诗歌成了政治清明与否的晴雨表，“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乐记》）。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表达必须借助不同的文体形式，“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可见，不仅《诗》之内容与政治紧密相连，就连《诗》之文体也是需要受制于政治表达的。

归根结底，政治的《诗》化表达，其实是来作美刺政治得失之用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它对孔子所提“兴观群怨”说继以灌之，强调社会上下阶层间的沟通。“上以风化下”具体表现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旨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醇厚，道德教化变得完善，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强调的是希望通过诗乐礼教来建立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而《诗》还有另一重要功能，即“风上”，意即人臣需用“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无论是以“风”化下，或刺上，提倡的其实都是一种礼教的治国之道，文学终究是为政治而服务了。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更为自觉的追求” ①，文学开始真正出现文学家个人主观化的情感认知与抒发，尽管明清时期出现了诸如“童心说”、“性灵说”等心性之学的文论观，但毕竟这只是传统文学的冰山一角，主流依然是“文以载道”。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的读书传统，中国古代文学家多集中于“士”阶层，这也就导致了传统文学必然不可能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而存在。文人最大的理想乃是治国平天下，其经历多集中于仕途求索，因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在具体创作上，就是传统文学作品或是以维护封建君王统治为己任，或是因统治阶级内部党派纷争而郁郁不得志的“怀才不遇”、“孤寂飘零”之感，或是饱含深沉民族热忱的爱国诗篇。文学家的喜怒哀乐往往被时代政治牵连决定。因此即便是作家个人化的情感抒发和审美追求，也还是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联系。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文学史的书写还是文学批评，对其政路历程的参考与求知成为我们解读传统文学的必由之路。无论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文学从未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

二、从屈原诗歌极其批评史看文学与政治之关系

传统文学与政治的这一密切关系，在作为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楚辞”奠基者――屈原的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与突出。

首先，就其文学作品本身说，在对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作品评介中，虽然学界对于楚辞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新境界”首肯心折，认为“《楚辞》实诗赋之流，未可说以诂经之法”，但其批评的落脚点最终依然选择在“《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的象征性延伸上②，强调“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那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以及“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事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认为后者才是“屈原极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③可见，政治功利性成为对于屈原作品评价的最高标准，作家之所言“志”则成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家国意识”。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无论是对于屈原，还是对于著有隐士之称的陶渊明，是对于极富个性化的李白，还是对于以朦胧诗著称的李商隐，抑或是因爱情悲剧而震撼人心的《红楼梦》，作家本人又或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总是被会意于现实人生或失意或得意的政治仕途与遭际。文学中的个人性书写成为一种放大了的‘家’与缩小了的‘国’融合在一起的家庭伦理政治。这也正是政治之于文学在作品传播和解构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不能不说这是政治对于文学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干预。

其次，就屈原的后世影响来说，引起后代最为广泛共鸣与鼓舞的，还是屈原的“忠” 和“怨”。如西汉贾谊“因为才高受嫉，谪迁长沙，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拟”。陆游报国无门，身老家中，慨然叹曰：“《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肠。”（《哀郢二首》）“听儿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④此外，明代后期注《楚辞》最有特色的黄文焕也有言：“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司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由此可见，屈原爱国情感的共通性成为其名留青史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必要因素。因此及至当代，屈原在其故里――湖北诗人中的影响也远远大于“诗仙”李白。据统计，在湖北偌大的诗人群体中，“多出政治抒情诗人”，而在当代湖北诗人的爱国爱民诗篇中，“分明也有着屈原的影子，虽然毕竟只是影子。而李白的影子呢，几乎于无”。就在“屈原的秭归香火不断”时，“李白的白兆山却分外寂寞”。尽管这只是中国当代诗坛一隅，但也说明了至少在湖北，“政治化的屈原情结较重”，而“个人化的李白情结较弱”。 ⑤这也就意味着“家国天下”的正统情感意识依然统领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而以文学政治化的抒情作为多民族情感共通的纽带，对于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传统而言，则永远适用，并且永不过时。

三、结语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文学的本质问题。文学与政治相联系实在无可厚非，只是毋将政治范围过于狭隘化，文学传播过于功利化。真正伟大的诗人不应该只是政治的、社会的，也不应该只是任性的、个人的，“伟大诗人的个性”应该“便是社会性”。这两者统一的根源还需得益于文学家之“真性情”、之“正性情”，即王国维所言“赤子之心”。“得其正的感情，是社会的哀乐向个人之心的集约化；得其真的感情，是个人在某一刹那间，因外部打击而向内沉潜的人生的真实化。在其真实化的一刹那间，性情之真也即是性情之正，于是个性当下即与社会相通。”⑥真正的文学本该是人性与审美的最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谭令仰编.古代文论萃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注解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②郭丹：《中的楚辞批评》，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总第65期）。

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123页。

④同上，第123页。

⑤刘川鄂：《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⑥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