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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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核心价值观应有本有源，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根基之上。回溯源头，传承命脉，是精神文明建设应始终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应当弘扬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优秀传统，吸纳外域文明精华，创造灿烂的新文化。

关键词　核心价值；民族精神；传承命脉；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21－05

文明复兴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一个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根本精神之所在，亦即这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在长期的繁衍和发展过程中。在无数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和体验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群体意识，是整个民族共有的价值信念、思维模式、伦理观念、生活态度、审美情趣和理想追求的总和。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是其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延续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原动力，对内可凝聚民族力量，对外可展示民族形象。

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在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激励下，中华民族开始由衰转盛，由弱转强，但同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相比，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指出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所在，忽略了这个中心，文化建设就会失去正确导向和灵魂。

仔细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下述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崇高性。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在至高无上的信仰之上，具备神圣感和庄严感，对人有一种折服力。

二是民族性。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在其特定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积累而成的，是民族文化的积淀和结晶。

三是普适性。优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和未来走向的概括。优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总是把全人类的文明积淀吸收进去。因而能够召唤和吸引更多的人去遵循和坚守。

四是恒久性。核心价值观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而是从深厚的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内核，经历了久远的历史检验，具有信仰上的长期存续性。

具备上述基本特征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表述上还必须简洁、清晰、深刻，每个概念、范畴的思想容量必须大，其内涵应该与时俱进，在阐释上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及核心价值体系，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育健全的人格，这常常不是实现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的信仰和信念，它向人们提供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为什么活着”。它引导人们树立高远的社会理想和追求，远离庸俗和卑琐，使人坚守一种卓然独立于世俗之外的纯正人格。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帮助人们树立优秀的道德品质，引导人们走向自信、自强、自尊、自律，自觉地承担道德责任，做到道德自觉。

健全的核心价值体系能够引导人们培育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成为刚强有为、奋进不息、宠辱不惊的人。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与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但其实践却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文化工程，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努力探索。

民族精神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在新时期的发展和表现，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这个问题要从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说起。中国人原始思维的重要特点就是“天道本源阴阳化生的存在机制”。《易经・系辞》谓“太极生两仪”，即宇宙本源分化出两仪――阴阳(乾坤、天地)；阴阳交互作用再生出万事万物。因此“乾”、“坤”两卦最重要，居六十四封之首。《乾卦・象辞》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辞》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分别代表阴阳、乾坤、天地的根本特性。古人认为，人作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应体现天地的特性，有道君子既要“自强不息”。又要“厚德载物”，所以先民一直以“自强”和“厚德”培育自己的品格。中华民族精神，细细分析，可列出几十条甚至更多，但归纳起来不出“自强”和“厚德”两大范畴。下面我们就从这两大方面对传统民族精神作些分析。

(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锐意进取精神

一是由忧患意识而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古人基于对天道自然和社会人生的观察思考，认识到“天命无常”，自然灾害难以预测，社会动乱难以避免，表现出对人类苦难刻骨铭心的忧思。《易经・系辞》谓：“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孟子・告子下》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从先秦时代起，这种忧患意识就深深扎根于我们民族心理深处。从孔孟的“忧道”，到历代志士仁人的“忧国”、“忧民”、“忧天下”。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里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这话简化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从岳飞到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再到等无数革命烈士，都体现了这种坚定而深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从刚健自强而来的大丈夫精神。《易经》讲的“天行健”，是说天道永远刚健有为，生生不息，充满了蓬勃的创造力；人应该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在社会上有一番作为，才不枉生于天地之间。这样，刚健自强就成了高尚人格的核心，它激励人们去追求高远的目标，为崇高的理想献身。儒家经典《左传》还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提示人们不要甘于平庸。孔子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品格。这种刚毅耿介的精神，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无数英雄人物走上大有作为的人生道路。

三是由“穷变通久”而来的变法图强精神。《易经・系辞》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说事物发展到极端，要往相反的方向转变，变化之后才能继续向前发展。古人把这种发展变化视为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必然法则，天地万物概莫能外。在历史上，由此发展出“变法图强”的优良传统，每当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时，一些贤明的当政者便力图通过变革弊政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鸦片战争以后，在国家民族的长期危机之中，“变革弊政以求自强”曾是全民族的基本心态。近代史上的改革，尽管步履维艰，道路曲折，终究还是缓慢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我们

今天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历史上变法图强精神的一种延续。

四是由注重伦理而来的崇德重义精神。和古代世界其他伟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有其自身特点。希腊文明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希伯来文明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华文明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属于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崇德重义，把仁义道德置于一切价值之上。下面一些古训是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如孔子所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仁”比生命还重要，他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更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著名命题，把圣贤与常人拉近，激励人们的成德向善之心。中国人讲的“修齐治平”，是从“修身”开始的，所以《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二)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兼容并蓄精神

一是由贵和尚中而来的追求和谐精神。“中”在儒家经典中是个重要的伦理学概念，指一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境界。过去孔庙大成殿里有“中和位育”或“位育经论”的匾额，是《中庸》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缩写和强调，可见儒家对“中和”思想的重视。中和就是把各种对立的、不同的因素适量配合。使之合于正确的法度和准则，天地间的事物才能各得其所，万物才能正常繁育发展。应该注意的是，中和并不是要取消差别和矛盾，而是在承认和正视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平衡与协调。孔子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追求的是和谐一体，而不是要求绝对一致；小人徒然追求绝对一致。结果连和谐共存也做不到。朱熹认为，“中和”与“中庸”是一致的。孔孟之后。历代儒者都对中庸思想进行了反复阐释和发挥，中庸之道成了儒家认识世界、对待社会人生的基本态度和准则。

二是由整体至上而来的民族凝聚精神。“礼”或“礼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一体化的内容，成为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模式。和西方文化把人看作独立个体不同，“礼治”文化把人看作具有群体生存需要的群体中的一分子，具有伦理道德自觉，隶属于家庭、家族和国家。由此发展出整体至上的观念，认为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形成以民族大局为重的品格。中国人对待家庭、家族和国家，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把个人命运同家族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的情感，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由有容乃大而来的兼容并蓄精神。在《尚书・君陈》里，儒家的圣君之一周成王训导其臣子时说“有容德乃大”，意思是只有具备博大宽容的胸襟才能成就高尚的品德。后来“有容乃大”成了一句代代相传的古训，同时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曾经由衷地赞叹过“汉唐气魄”，即在汉、唐等最强盛时代，中华民族怀着无比的自信力吸收了可能吸收的一切有益外来文化，丰富发展了自己。从汉代起，中华民族毫无芥蒂地吸纳印度的佛教文化，极大地充实了自身文化，并且把佛教改造成中国化的佛教。从鸦片战争至今，我们又大力引进西学，发展自身文化，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兼容精神。中华民族由大小56个兄弟民族组成。各民族都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习俗，千百年来友爱互助、和谐美好地共同生活在一个民族大家庭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胸襟和美德。

四是由天人合一而来的尊重自然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个经典性的命题。在儒家思想中“天”是人伦道德的本源，天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带有一些神秘的意味；而在老庄思想中“天”几乎就是“自然”的同义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庄子》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强调有机地、整体地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主张人和自然平等与和谐。中国人对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热爱自然，赞美自然，并溶入自然。中国的山水诗最动人，中国的山水画最发达，是中华文化独具的特色。《孟子》中有关善待自然的言论，几乎与今天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致。中华民族这种亲近自然的姿态。与西方人对待自然的“戡天役物”式的态度大不相同。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汲取孔子的智慧。这里提到的孔子的智慧，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概括。重点是指中国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而言的。

以上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对中华传统民族精神作了粗略的描述，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够充分，但足可说明其源远流长和历久弥新。

2003年。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指出：“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这句话简洁明快地说明了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要义。“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这正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所要做的事情。

回溯源头，就是要求我们省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明白其精髓之所在，明确应传承的命脉是什么。上文提及的“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有容乃大的兼容精神”两大方面，就是我们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应世代传承的文化命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实现“和平崛起”，“崛起”要求有进取精神，“和平”要求有兼容精神。把握住这个“命脉”，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自尊自信，就有了独立于世界的主体意识。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细密的研究，应是我国学术界的长期任务；对传统文化是否要传承的讨论，可以终止了。从19世纪以来经过100多年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已经明白了传统的文化精神不可丢，不能丢，也不该丢。丢掉了民族文化传统，就如同丢失了身份象征，将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回溯源头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求我们检视传统文化之所短，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和弊端，以便在改变弊端和弥补缺陷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中华传统文化诞生和发展于自然经济时代，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有小农经济的特点，如因循守旧的思维习惯、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唯书唯上的迷信习气、崇拜官位的等级观念、拉帮结派的宗派意识以及不重公德的生活陋习，等等。对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认真对待。这不仅是“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克服和改变上述状况，决不是一件轻松的历史任务，必须从人人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也许要经过几代人乃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立足传统面向世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有人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这个世界已经由武力竞争的世界，转化为经济竞争的世界，到21世纪可能出现文化争胜的世界，亦即文化将在更

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刻的意义上影响人类生活及其走向。所以，从20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哲学研究的重心已逐渐转移到文明、文化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和发展的国际报告》提出：要探索和阐明文化与发展的某些关键问题，研究文化因素如何决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看待自己的未来和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一种新的以人为中心、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适时地把文化问题提高到应有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并发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号召。

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我们一方面要以自己的传统为基础，总结和继承文化传统中的一切优秀成分：同时要以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目标，努力学习和吸收外域文化中我们缺乏的精华内容，构建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再建”。是说对传统文化应有所扬弃，纳入现代化的新内容，要以新的面貌出现，是“弘扬和培育”的同义语。而非推倒重来。冯友兰先生曾有“旧邦新命”的提法。就是尊重和弘扬传统而不简单因袭传统，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吸收新思维、新概念，对传统进行新诠释，从而推陈出新，丰富中华文化的内容。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有漫长的路要走。究竟如何完成，现在不易完全说清；下面仅就当前最应着手的基本工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有别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寻求事物客观性和因果关系的精确结论，亦即真善美中的“真”；而人文精神则关注人自身，关注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责任，寻求人生意义的表达。它寻求的是真善美中的“善”和“美”。当然人文精神也求真，但那不是数学式的真，而是人性的“真诚”。人文精神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一种超越性，它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超越于实用理性和直接的功利目的之上，追求一种精神高度，追求构筑人类精神和文化自身的世界。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关注的是人的需要，人的理想，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其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就是其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如前所述，大体而言就是记载在“群经诸子”之内，体现于《二十四史》之中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以及成贤成圣的人格追求，等等。这些都是超越时代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我们的民族精神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弘扬和培育。为了弘扬传统人文精神，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应当尽快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长期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精神文化，把一切宝贵的文化资源都尽可能地发掘出来，以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继承和借鉴。

二是大力弘扬传统道德的合理内核。过去有“封建伦理道德”的习惯说法，人们往往习焉不察。其实这个说法模糊不清，似是而非。道德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其时代性，也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中国传统道德存在了几千年，自然带有帝王专制时代的特点，需要扬弃，这是毫无疑问的。以“君为臣纲”为例，“君”已经永远被，“纲”自然也永远被废弃；“三纲”的其余两“纲”也同样如此，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还有“愚忠”、“愚孝”等内容不应该也不可能继承。至于像“礼义廉耻”一类的道德范畴，性质则完全不同。“礼”要求人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范，“义”要求人的作为合乎正义的标准，“廉”要求人的品质纯洁清白，“耻”要求人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管子》里讲的这个“四维”，是中华民族极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具有历久不废的永恒生命力。孔子讲的“仁”是其学说的核心，而仁的中心思想就是“爱人”，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仁爱”的情怀，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所以，孔子的仁爱学说也该大讲特讲。又如“五常”――“仁义礼智信”，也可以进行新的诠释，并可以成为宝贵的道德财富。千百年来这些道德信念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成员的血液中，成为集体观念，任何人为的口号都无法取代。

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兼容并包精神，全方位地吸纳外域文明精华。从有利于民族崛起的角度而言，应当首先注重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首先关注的是客观世界，求真，讲知识就是力量，重实验，重事实，重逻辑，重科学发现，属科学型文化；中国文化从先秦时代起，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内心世界，求善，讲道德就是力量，重直觉，重感悟，重先验理性，重伦理精神，属伦理型文化。所以现代科学和现代化首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自19世纪中叶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很有成绩，但还很不够。我们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还包括西方人那种刨根问底、锲而不舍、勇于竞争的精神。另外，当代的民主法治也源于西方，要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掌握民主法治的精髓，根据中国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国家。

上世纪20年代初，著名哲学家罗素就建议：中国人应将中西两种文明的优秀成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将中国人高超的人生意境与西方人高超的科学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灿烂的新文化。我们正在从事的就是这一新文化的创造和新精神的建设，这是极为壮丽的历史进程，而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也必将从中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