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则治 任奸则乱――唐玄宗的用人得失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任贤则治 任奸则乱――唐玄宗的用人得失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唐代开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极为昌盛的黄金岁月，世称“开元盛世”。之所以出现“开元盛世”，关键在于唐玄宗能够任人唯贤。

唐玄宗文韬武略，英断多艺，是历代帝王中的佼佼者。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他为临淄王，与他的姑母太平公主发动宫廷，一举诛灭了阴谋篡夺皇位的韦武集团，拥立他的父亲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自己被立为皇太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诛杀了势倾朝野、擅权用事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从此玄宗真正掌握了皇帝大权。

唐玄宗即位后，鉴于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乃锐意革新，整饬吏治。首先他任用“明于吏道，割断不滞”的姚崇为相。姚崇向玄宗提出“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十事”，被玄宗全部采纳，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被称为“救时宰相”。晚唐诗人杜牧赞其“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举荐宋自代。宋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而且把宋的进言书立座右，作为鉴戒。史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之后，张嘉贞、张说、李元、杜暹、韩休、张九龄相继为相。这些人虽不如姚、宋，但各有所长。史学家赞美唐玄宗开元年间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

然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唐玄宗做了25年皇帝之后，“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且变得爱谀恶直、愎谏自贤，特别在用人方面，良莠不分、善恶莫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要任“柔佞多狡数”“巧伺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张九龄谏道：“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但玄宗忠言逆耳，一意孤行，还偏信李林甫谗言，罢了张九龄的相位，“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经高力士引荐，把姿质丰艳、能歌善舞的杨玉环召入宫中，玄宗“如得至宝”。“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终日纵情于声色之中，国家大事均委之李林甫。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家族个个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亡父、叔父、从兄、胞姐都被封官赐爵，势倾天下。正如唐德宗时政治家陆贽所说的：“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

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有一天，唐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坦诚地回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唐玄宗听了，很不高兴，吓得高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李林甫为相19年，《资治通鉴》总结他的四大奸恶：“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结果，养成天下之乱，而玄宗执迷不悟。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李林甫病死，唐玄宗竟任嗜酒善博、不学无行的无赖――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为相。杨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专徇帝嗜欲，不顾天下成败，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又广收贿赂，“中外饷遗辐辏，积缣至三千万匹”。

唐玄宗晚年，不但骄侈怠政，而且贪求边功，有“吞四夷之志”，动辄对少数民族使用武力，狡黠的胡人安禄山，就是以边功得到玄宗宠信的。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玄宗诏令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很不高兴，当时将军董延光自请率兵取石堡城，玄宗命王忠嗣分兵助之。王忠嗣不得已奉诏。

结果，董延光没有攻克石堡城，却怪罪王忠嗣“阻挠军计”。奸相李林甫素忌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便乘此机会使人诬告王忠嗣“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听信谗诬，敕命王忠嗣入朝，委三司审问，三司奏忠嗣罪当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入朝力嗣之冤，并请以自己的官爵为忠嗣赎罪，王忠嗣才得免死，贬为汉阳太守，仅两年，得暴病死。

王忠嗣忠诚奉国，统率四镇，“以持重安边为重”，史称其“立功边域，为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在当时，朝廷正需要王忠嗣这样的大将，然而却被昏君奸相贬黜而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唐玄宗在贬黜王忠嗣的同时，却对“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安禄山日益宠信，任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六月，又赐安禄山铁券（帝王颁赐功臣授以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五月，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用物皆饰以金银。同年，玄宗又同意安禄山的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杨国忠和太子都说安禄山必反，而昏愦的玄宗不但不听，反而对安禄山更加亲信。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以讨杨国忠为名，率军15万众，长驱南下。据《资治通鉴》记载：“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仅仅10个月时间，叛军就攻陷东都洛阳。灵宝一战，唐军溃败，潼关失守，玄宗连夜仓皇出逃。在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扈从的六军将士痛恨杨国忠祸国殃民，发生哗变，射杀了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杀了杨贵妃，这才平息众怒，逃往成都。京都长安，也很快落入叛军之手。长达9年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大唐帝国也从极盛的顶峰跌落下来，以至一蹶不振。

古人云：“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这是被无数史实所证实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要问开元何以致治，天宝何以致乱？五代后晋史学家刘在《旧唐书・玄宗纪》的评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错误），何哉？用人之失也。”

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英宗问执政：“唐明皇（即玄宗）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枢密使富弼答道：“明皇初平内乱，励精求理，为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祸乱。人主唯在择人，决不可使奸人当国事也。”这些评议十分中肯，给人以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