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与《瀛寰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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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清朝的封疆大吏；

一位惊世骇谷的破荒之作。

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方文明的活水，从而获得对中国问题更为实在的洞察力。鸦片战争期间，他目睹了英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认识到中国再不能忽视西方世界了，于是倡言变革。通过《瀛寰志略》一书，他向清朝统治者传递了世界的新图景。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人物之一。

他先机敏识，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认识到中国处在“古今一大变局”之中；他引进西方新知，揭示了中国在强国如林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危险处境，由地理学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在探索西方强国的本质以及剖析中国在世界上的悲惨沉沦方面，均超出了客观的地理学范畴”；

1852年，魏源把《海国图志》扩充为百卷本，其中多处辑录了《瀛寰志略》中分析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富强之道的精思伟论。但这些话常常被一些史学家当作魏源的话而引用、赞扬。

《瀛寰志略》一书，甚或被日本有识之士当作通知世界的指南，大大有助于明治维新。

然而，由于徐继畲在谈及西方国家的船舰和枪炮之外，还披露了他们的先进技术、高效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提供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教育体系等各个方面。而评述其他国家富强的原因，就意味着默认中国的衰弱。这无疑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和他的论著因此变成了守旧的士大夫攻击的目标，他被谴责，并被罢官。在其揭示的真理为清朝较务实的当权者接受之前，他在屈辱中等待了许多年，但同时也把另外一些关心政治的国人的注意力引至他在沿海所见所闻的含义上来。

最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徐继畲关于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新世界的关系的意见，终于拨动了19世纪60年代改革派政治家们的心弦，他重新被重用，他那简明扼要介绍世界知识和国家管理学识的著作，也终于赢得了广泛的承认和尊敬。1866年，《瀛寰志略》被同文馆选定为教科书，以为清王朝培养熟悉西方语言和事务的人员。10多年后，当郭嵩焘作为中国的第一个驻外使节赴欧洲时，仍然把《瀛寰志略》当作西方知识的首要参考资料。

作为变革与维新的微妙宣言，《瀛寰志略》为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书中所蕴含着的系统的维新主张，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中，均有过重要影响，曾国藩、李鸿章等都对徐继畲其人其书予以首肯，康有为、梁启超也分别在著述中承认，他们是以读《瀛寰志略》为起点，从而对西学发生兴趣的。阎锡山在辛亥革命光复山西后通电全国，也以其为鼓舞力量的源泉。足见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远。

正如地理学知识的增长为西方的复兴，为扩大知识分子的视野播下种子一样，《瀛寰志略》一书，也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观念。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较为理性地考察、接受外部世界，也使徐继畲成为19世纪第一批引进西方知识的中国人之一。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国人也不应忽视它的启迪作用。(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