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印古道上的古代民族迁徙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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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在梳理利用新发现的相关地方史料记载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滇缅印陆上古通道上古代民族迁徙和流动的情况进行一些探索和整理，指出蜀身毒道或川滇缅印古通道的开辟，是民族迁徙与流动的结果，而且这条通道一直是中国云南和印度间古代民族迁徙流动的重要走廊。

长期以来，史学界基于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在大月支（今阿富汗一带）见到的蜀布和邛竹杖，把滇印间最早的交流通道――蜀身毒道更多地定位于一条以商贸交流为主要开辟目的，以商贸交流为通道主要承载功能的对外交流通道。学术界对这条连结川滇缅印的古道的命名与称呼较多，如任乃强先生把它命名为“蜀布之路”（《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载《文史杂志》1987年1、2期），蓝勇和陈茜两先生认为以“南方丝绸之路”或“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称呼为妥（《南方丝绸之路》，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茜《川滇印古道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伍加伧和江玉祥两先生则提出了“西南丝绸之路”这个命名（伍加伧、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编后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这些命名的背后，其实都有着把川滇缅印间这条交流古道，侧重于认为是以商贸交流为主的通道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但是，我们倾向于认为：商贸交流固然是这条通道所承载的一个重要功能，然而蜀身毒道首先应该是一条滇藏缅印间民族迁徙的重要走廊，无论是其开辟目的或是开辟以后较长历史时期内这条通道的许多承载功能，都是围绕这些地区间民族迁徙交流的需要而展开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滇缅印古通道，其实就是蜀身毒道从云南境内经缅甸到印度这条通道，也就是蜀身毒道的主体部分。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但是这条通道的主要走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即从云南叶榆（大理）经博兰（永平）渡兰津（今澜沧江渡口），经不韦、唐（保山）到滇越（腾冲），然后“经过掸高地的各个山口，特别是曼尼坡高地一带，穿越帕脱开山和阿拉干山脉之间的盆地，直接进入阿萨姆地区，到身毒（印度）。”为了把这条经缅北进入印度的陆上通道与后来开辟的经缅甸南部顺伊洛瓦底江南下出海经印度洋到印度南部的通道作一个区分，我们把这条滇缅印陆上通道叫做滇缅印古通道。

一、从滇缅印通道西迁印度的古代民族

由于地缘因素的关系，自古以来，滇西地区就与、川边等藏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以张骞出使西域为契机，蜀身毒道这条连接川滇缅印的对外陆上交流通道才被内地人所逐渐认识。事实上，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通道。

如今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方国瑜先生和林超民先生提出的代表性观点，即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蜀身毒道这条连接中国西南与印度的通道便已开通。

蜀身毒道是滇藏缅印间最早被发现的交流通道，但是这条通道的开辟与发展却跟这些地区间的民族迁徙和交流有着主要而密切的关联，商贸交流只是其功能之一。

从考古资料看，在横跨从印度阿萨姆至缅甸北部和云南的洱海、滇池的广大区域内，考古学家已发掘出形状相似的有肩石斧、带柄石斧和手斧等新石器时期器具。其中尤以双肩石器在东印度、缅甸和我国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分布最为广泛和典型。而“这些石器和古羌人文化系统，尤其是与以甘肃西南部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最接近。”虽然考古发掘材料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据以断定滇印缅藏相连地区在石器文化上属于同一文化区，但是两者有着密切联系则是很可能的。此外，有发现表明印度北部、中国、东南亚的旧石器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所谓砍砸器盛行。至新石器时代，中印之间滇缅通道上的文化交流信息更加丰富，“印度东北地区如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出土有肩石斧、石锛、长方形石斧、八字形石斧、长方形有孔石刀等，都是中国云南常见的器形。”再晚一些的考古出土物，有云南江川李家山墓葬中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其产地或制作地在西亚和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及印度德里。这些古代器物文化层上的相似性，很可能就是滇缅印古道上民族迁徙的文化遗迹。四川学者罗开玉先生甚至认为至迟从新石器时代起，与印度、川西高原、滇西北地区便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存在着若干民间小道。《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从一些古印度时代的梵文典籍看，有许多关于大量“中国人”在印度东北部活动的记载。

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300年之间成形的印度古代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的《大会篇》（宫廷章）中，当般度第三子阿周那去征服东辉国（今印度阿萨姆一带）时，阿萨姆国王福授带领一支由基拉塔人和中国士兵（Sa Kiratasca Cinaisca Vaitah Pragjyotisobhavat）组成的军队同他战斗。这些中国士兵住在大山那边（Parvati antara Vasinah）。对于中国人的鹿皮装和他们的技艺也有记载：在该书的《备战篇》中，东辉国（阿萨姆）的国王Bhagadatta（福授）赠送难敌（般度的对手）“一支aksauhini军队（包括21870头大象、218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兵），由基拉塔和中国士兵组成，看起来好像身着金子。那只无敌的军队如Karnikara（一种黄色或金色的树花）之林一样迷人。”在《摩诃婆罗多》的其他篇章中，还曾多次提到中国人，并且再现了他们作为尚武民族的英雄气概，给予他们受到邀请甚至招待食品的荣誉。“这表明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印度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住在阿萨姆的北方或东北边界地方。”在印度的其他古代资料如《摩奴法论》、《政事论》中也普遍提及中国人，同时还提及与中国有联系。而这里的中国“即使不是中国的全体，至少也是与印度相邻的那部分中国，即四川、云南和南方地区，就如东辉国（阿萨姆）和中国（Cina）之间在纪元前的时候就存在的密切关系所证实的那样。”

从古代印度的这些梵文经典和印度学者的分析来看，古代云南与印度间应该存在着一条以民族迁徙为主线的通路链环。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加入到东辉国的军队中去，也不可能使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印度的梵文经典中，而且与古印度北方的雅瓦纳人、基拉塔人、萨卡人（塞种人）等古老部族并列于书。

现今印度的东北地区民族众多，按语言和种族来划分，那加族、固基族、米佐族、梅泰族、米基尔族和加诺族等，属于蒙古人种，藏缅语族；卡西族也属于蒙古人种，南亚语族。根据固基人的传说，“他们最初住在一个叫做钦龙（Sinlung）的地方，这地方在中国西南部。后来自然灾害迫使他们移居到阿萨姆的掸邦。”而固基人和梅泰族、钦族最初可能属于同一个民族群体，在安卡米部落的传说中讲到固基人、卢赛伊人、梅泰人和那加人最初都属于一个部族。在加诺族的传说中讲到他们来自“世界东方”，很可能就是中国的和云南一带，从那加山的位置来看，这些地方大致是东边。不仅上述各族的传说中把中国西南部当做民族的发源地，而且这些民族遗留的一些生活习俗也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一通道的开拓者更可能是早期的民族迁徙部落，例如汉藏语系各民族普遍分布在中国及东南亚、南亚各地，其中印度有梅泰、那加和米佐族等。关于那加族各部落的族源有多种传说，但都说他们来自东方，即中国云南和一带。

从当代印度东北方的一些民族的传说和生活习俗中，我们也能窥摸出一些民族间相类似的历史遗迹。

同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间相似之处最多。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固基、加诺和米基尔族中至今仍普遍保留有青年男女住“公房”的习俗。这与同属于藏缅语族，分布在云南的景颇、傈僳、哈尼和彝族的阿细人等相似，过去这些民族也曾有过同样的习俗。在印度阿萨姆的梅泰人、米佐人和那加人等是万物有灵论者。他们崇拜石头，认为石头是神的化身，有超自然的力量。梅泰族供奉黑石，视之如女神。那加族供奉巨石。巨石文化的传统至今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卡西族和那加族中仍有存留；这些民族如今仍以竖立大石来纪念社会、生活大事。类似的崇拜在云南的怒族、景颇族、纳西族也有发现。崇拜石头特别是白石是古羌人的一大特点。至今，纳西族仍然保留着这一习俗，并演变成重大的民族节日：三多节。阿萨姆地区的那加族、米基尔族和固基族中的部分支系，在人死之后实行火葬。米基尔人还将未烧掉的骨灰包在布里埋葬。这一丧葬习俗在云南的怒族、拉祜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和哈尼族中也曾经同样流行。印度的固基尔族和迪马萨・卡查里人（和加诺族同一族源）有转房制这样的习惯，而云南的彝、白、景颇、独龙、纳西和四川的羌族先民中也曾经有这样的风俗。阿萨姆的卡西族与缅北和云南的佤族，同属于孟高棉语系佤崩语支。他们的习俗曾经也有类似的地方，突出的一点是猎人头。

自司马迁在其《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张骞在大夏见到从身毒转贩而来的蜀布和邛竹杖后，学术界便普遍把这两种物品当作蜀身毒道上的重要流通货物来看待，并因而就蜀布系何物、何地所产纷争不已。以江玉祥、任乃强、蓝勇等为代表的四川学者倾向于蜀布系四川所产的麻纺织品；而以方国瑜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云南学者则认为是产于哀牢的木棉织品，“有输到蜀而称蜀布。蜀贾人取自哀牢转输至身毒国。亦以蜀布称之。……哀牢部族对于古代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多有贡献，输运哀牢布，当始于汉以前。”我们倾向于方先生的观点。一方面，先秦汉晋时期的滇印间贸易应是长距离分区段进行的中转贸易，蜀贾或印商完全可能将哀牢布作为一种交易物资运往身毒；其二，滇西与上缅甸至印度东北部，自古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互动地带，同属于藏缅语族和南亚语族的民族间的生活习俗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而哀牢部族的哀牢布主要“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饶宗颐先生认为汉代哀牢夷用桐华布“以覆亡人”这个习俗，其实是古印度的一种佛教丧葬风俗。哀牢夷显然是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浸染。因此，出于这一丧葬生活习俗的需要，哀牢布“以覆亡人”这个习俗应当在古印度特别是印度东北部地区也有类似普遍存在。 所以，哀牢布这个特殊用途的生活用品在古印度东北部和云南应该都有一定市场。

云南与印度东北部的一些民族间不仅在生活习俗上有相近之处，而且在生产习俗上也有相似的地方。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在考察云南一些民族刀耕火种的现状时发现，哈尼族、布朗族和基诺族的村子燎荒旱地的情况基本类似于他以前调查过的印度东北部最具代表性的燎荒旱地，而且这几个地方刀耕火种使用的主要农具都是顶端嵌着铁刀的掘地棒。另一位日本学者渡部忠世经过对稻作起源的长期研究后认为，“阿萨姆在古代形成了与云南同样的人工栽培稻文明，它是向西边传播栽培稻的门户。”

从以上的材料来看，云南与阿萨姆的一些民族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渊源关系，而这一渊源关系的残留，很可能就是古代云南与阿萨姆之间民族迁徙的结果。因为“文化传播的最好途径和载体，应该是民族的流动与迁徙。因为只有生活在甲地的民族流向乙地，才能将这一地区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带入另一地区，并带来创造这种文化的思想和生产技艺。因此无论从广度和深度看，都是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所以，李绍明先生也认为“在印度的北部和东北部山区总共有30多个藏缅语族的民族，人数在500万左右，主要有曼尼普尔族、那加族、博多族、米佐族等。这些民族的先民多数是由中国西南部先迁到缅甸克钦山区，然后再迁到现居地的。”印度学者哈拉普拉萨德・拉伊（Haraprasad Ray）也指出：“根据研究印度东北部种族迁徙的历史学家所言，那加人、贾因蒂亚人、卢沙伊人（Lasais）、钦人和其他民族，通过和云南之间的地区迁徙。根据一些印度历史学家的看法，卡西人（khasis）是属于南岛族群（Austronesian group）；南岛族群的人很早就迁徙了，他们是被一些新的移居者，如那加人、卡查里人等，推动着向西迁徙的。”另一位印度学者S.L.巴鲁阿（Baruah）也认为，“事实上，印度支那血统的成员，在基督诞生以前好几世纪，就通过缅甸和阿萨姆的河谷地带以及阿萨姆―缅甸边界上的山口到了印度”。这些散落在印度东北部的民族与云南氐羌系统民族具有某些相似性。可能是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氐羌民族从甘（肃）青（海）高原南下时经云南与交界地带迁往阿萨姆的。

13世纪时，云南和印度间还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活动，那就是云南境内的泰―傣民族沿着古老的滇缅印通道到了印度的阿萨姆地区。以往有许多国内外学者认为印度东北部那些与傣掸民族同源的居民，是在13世纪前后从缅甸掸邦地区迁去的。但是经过云南学者何平先生综合国内外史料记载以及前人研究的成果，在梳理阿萨姆地区泰―傣族民族自身历史记载的基础上长期的研究探索，明确认为印度东北部的这些阿洪姆人（也称阿豪马、阿萨姆人）是从中国云南直接迁过去的，是云南傣族的一支。他们西迁的时间是13世纪，最早也不会早于公元12世纪，更不是当地的土著，而迁徙的始发地就在云南德宏州瑞丽一带。目前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认同。

二、从滇缅印通道东迁云南的古代民族

不仅古代中国的一些部族途经云南迁徙到了阿萨姆，而且古印度的一些民族也有可能曾经迁徙到云南。在元代人张道宗的《纪古滇说集》和明朝人倪辂所辑的《南诏野史》中均记有印度阿育王的三个儿子追逐神骏至滇池的金马、碧鸡附近因哀牢夷所阻不得返而最终居留在滇的故事。这虽然只是个神话传说，但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印度与云南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密切的关系，因为滇缅印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国边民经缅甸赴印度的最短行程。印度东北部、上缅甸和云南等地的居民利用这条通道进行了长期的交往”。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对永昌郡人种的记载称：“有闽濮、鸠僚、骠越、裸濮、身毒之民”。方国瑜先生认为：“云南与印度缅甸之交通，盖以贸易为主，往还既密，则不免有移民至者，故永昌郡境内，有住居之印度人与缅族。”这就是说，住居的印度人，既有可能是因经商侨居此地，也有可能因商务往来而暂居。但是，我们认为属于从印度迁徙而来之部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在古代商品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前提下，一般而言，因商而寓居某地的人数不会很多，而在这里身毒之民作为一个群体与闽濮、鸠僚等民族群体相并列，说明当时永昌郡的身毒之民人数不少，而且当时已经以群体性族群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联系到法国学者托雷尔对我国彝族的人种体质进行实地考察后，在其《印度支那人类学志》中说：“在中国南方，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野蛮人――黑罗罗孤零零地住在群山之颠。他们的脸形、衣着都与印度―欧罗巴人相似。首先人们发现他们与波米尔人相似。众所周知，波米尔人的祖先是印度人，但是黑罗罗与波米尔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已完全定居下来，从事单一的劳动。”在我国云南省的彝族，主要具有中国北方人的特点，但其中思茅、保山、大理等地一部分彝族人确实是有些不同，如鼻较突而轮廓分明，眼眶较宽，头发卷曲，胡须较少，内眦褶较少等。前苏联人类学家罗金斯基等便曾据此认为，这些彝族与中印半岛的色登人较相近。

无独有偶，在云南大理最近发现的一些地方史料中，我们还见到了古印度吉普赛一些部落经过滇印通道东来云南并最终融入云南当地民族的文献记载。根据明代人李浩在《三迤随笔・罗摩人善唱》一文中的记载：大理国时期国王段氏在举行宴会时除了让乐工演奏《奉圣乐》、《锦江春》等中原音乐外，“亦有异域之音来自天竺、波斯，中有罗摩人，亦称吉普色人之女。（吉普色人）不分老少常至叶榆，以唱乞、巫术为生。……冬居勐缅、勐定、威远地，三月移居于大理、蒙化、永昌，亦有西走天竺祭祖者，秋凉始归。其所唱之曲有梵曲、龟兹曲，善诸异域语，精通汉话。”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流落于云南的吉普赛人就来自印度，而且就是顺着滇缅印古通道而来的。根据李浩《三迤随笔》的相关记载分析，从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到明代，这些从印度东来的吉普赛人一直在云南西部流动，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虽然云南的吉普赛人最终消失了，但是依然在其曾经的迁徙地留下了一些文化遗迹。在今天云南大理州牟定的彝族民歌中往往插有“罗哩罗”的和声。“罗哩罗”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意思，但却表达了某种情绪。牟定的三月会，是彝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在集市、街头、广场、院落，无处不唱，无处不舞。自左向右移转的舞圈不停地旋转，舞姿奔放洒脱、变化舒疾有致的‘左脚舞’彻夜不歇。月琴的叮冬旋律指挥着整个舞群。间或伴有男女小嗓混声的‘罗哩罗哩罗’的歌声,其情无限，其趣无穷，使人激昂振奋。年轻人每每相会于此，以至于相爱成婚,这种歌舞中的感情交流之微妙，实在不能言传。”康宝成先生经过细致考证，认为中国各地民间戏曲“哩”这种音乐形式，其实就是印度梵曲的一种演变，而其中重要传播者之一就是印度东迁中国的吉普赛人。而大理牟定彝族的这种音乐歌舞形式，与吉普赛传统歌舞有许多类似之处，很可能就是吉普赛人与云南土著民族融合后的文化存留。

东汉时期，所辖永昌郡“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其东部已与印度东北地区接界，这一接界相邻的状况一直持续至元代。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也曾和印度东北部的大秦婆罗门（今阿萨姆东北境）和小婆罗门国（今曼尼坡伊发尔以南）间建立过直接的邦交关系，一个是“蛮王善之，街来其国”（大秦婆罗门），另一个是“蛮夷善之，信通其国”，都显示了邻邦间密切友好的关系。而从印度古代历史看，印度东北部一直战乱频繁，王国林立，而且外族入侵事件频频发生。联系以上种种线索来看，在古代滇缅印通道开辟以后，某些印度部族为躲避战乱，可能曾沿着滇缅印古道迁徙至云南，并最终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