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水学与东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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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尤其是东亚市场的提供者，作为曾经缺乏互动意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出者，如何使中国人调整心态，借着市场提供者的机会，本着平等、互动、共享之精神，重现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昔日辉煌，乃是摆在所有人文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中国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优势，使之有可能承担起东亚共同体价值资源的起源地和再生地的重任，但前提是必须走出“乡贤”意识而转化为“东亚”意识，这对于构建“和文化”，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舜水学；东亚；和文化；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2-0016-05

一

近年来，随着东亚①文明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全方位拓展与深化，作为明清之际东亚文明对话之结晶、以朱舜水（1600-1682）的独特生命历程及学术思想为主要对象的舜水学研究，也步入了一个高潮期，2008年10月和2010年11月，先后在海峡两岸的余姚和台北举办的有关舜水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便是明证之一②。今年3月27日至4月26日，在上海松江举办的“朱舜水书信展暨学术演讲会”，首次把流寓并终死日本的明代大儒朱舜水写给柳川藩儒安东守约的60余件书信墨迹拿到中国大陆展出①，掀起中日两国及海峡两岸的朱舜水热，更是显示出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对于“和文化”的建构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意义。不过，与上世纪初的朱舜水事迹回传和七八十年代的朱舜水研究相比，如今这个高潮期，可以说无论在数据覆盖上还是思想跨度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理念上实现了从舜水学到东亚学的跨越。

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历史上与中国所形成的宗藩关系，使之同属于儒家文明圈。久而久之，这些国家的人便会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文化宗主国的意识加以放大，甚至变为偏见，埋藏于心中。这就需要我们在宣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尽力避免自我中心，适当强化他者意识。所谓东亚学，就其方法和目的而言，就是要做到文化主体意识与他者意识的统一，尤其像朱子学、阳明学、舜水学这样的东亚地区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就更需要站在平视、对等、他者的立场上来进行推介和探究。

中国东南沿海的地理环境与人文优势，使之有可能承担起东亚共同体价值资源的起源地和再生地的重任，但前提是必须走出“乡贤”意识而转化为“东亚”意识。产生于这一区域的朱子学、阳明学和舜水学，在传播学上都具备“越境传播”的特征，因而也都具有“东亚论述”之可能。仅仅从文化宗主国的视野而将它们作为中华文化的输出品，是心胸狭窄、目光短视的表现。欧洲之所以能够从经济欧洲过渡到政治欧洲，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各国寻找到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起源。东亚若要从经济东亚走向政治东亚，选择和提炼东亚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起源是个绕不过去的“坎”。从政治层面上看，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好像是亚洲多数国家的价值选择，但从文化心理层面上看，亚洲自古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朱子学、阳明学、舜水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如何借助已扎根于东亚诸国数百年的这些思想资源，深入挖掘和考量东亚共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共识，形成合力。

“从东亚出发思考”，便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提出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它已成为近年来东亚诸国在文化交流中较为流行的词汇之一。正是在这一方法的牵引下，学术界逐渐形成了把原本属于分割式的“独立”性研究转化为互动式的“越境”性研究的共识与行动，以凸显“东亚”或“亚洲”的存在感。这种倾向，在舜水学研究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正是在东亚学的视野中，当下的舜水学研究，正在从“纪念性”的文化交流课题转化为“反思性”的深度学术理性，从单纯追求中日友好的政治热情转化为东亚文明的整合性思维，从个案性的朱舜水研究提升到互动性的东亚论述和文化共同体诉求。而舜水学的真正价值，似乎就应该体现在儒家文化从内陆走向海洋的东亚文明的交汇、整合与拓展上。

二

作为一门介于中国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之间的跨门类学问，舜水学的成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舜水学之称谓，最早是1976年由台湾学者王进祥在《朱舜水评传》［1］中提出的，1993年大陆学者李甦平在《朱舜水》［2］一书中作了强调，1996年张立文又以《论舜水学的意蕴》［3］为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依笔者拙见，舜水学这门学问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在于海内外学术界均有以朱舜水为对象而作博硕士论文者②，更主要的还在于朱舜水的传奇生涯、学问技能、越境传道、师友关系、回传故土、东亚交涉以及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而这些内容，是完全能够构成一门完整的学问体系的。尽管它在思想体系、学派传承等方面，与朱子学、阳明学等同样传播于东亚诸国的“显学”相比不能望其项背，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等方面，则具有明显优势和丰富内涵。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舜水学既可以说是中国浙东学派的一个分支，又可以说是日本水户学派的一个源头，故而浙东学派所具有的特点，如重视史学、实学实用、心性为本、知行合一等，在舜水学里都有体现；而水户学派所具有的诉求，如儒教兴国、大义名分、尊王攘夷、忠孝一体等，在舜水学里也有反映。若从更广阔的视域考虑，舜水学还可以说是一门涉及南明抗清斗争史、海外遗民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近代中国海外典籍传播史的综合性学科。

概而言之，舜水学在内涵上应包涵内外两大层面：“内面”指的是朱舜水与浙东、浙西以及闽浙沿海、台湾、越南、泰国等东南海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浙东（主要是余姚）是朱舜水出生成长地，浙西（主要是松江）是他的思想形成地，闽浙沿海和东南海域是他从事反清复明、经营公私贸易等活动的寓居漂泊地。“外面”指的是朱舜水与日本的省庵学、水户学、朱子学、仁斋学、古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它在政治学上涉及日本的幕藩制、武家制、天皇制等，在经济学上涉及海域交通、商贸物流、资金筹措等，在文化学上涉及儒学传播、教育立国、典章文物等，在人员交往上涉及流亡遗民、东渡僧侣、早期华侨等，在学术思想上涉及儒学、佛学、神道教等。

与此相应，舜水学之研究途径亦可分为四种路径：一是朱舜水本人的思想、史实之研究；二是与朱舜水有过交往的人文圈（包括学者、官员、僧侣等）之研究（主要是中国大陆和日本两个圈子，还有越南的圈子）；三是朱舜水研究史的研究（空间上主要是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时间上主要分为清末民初、撤离大陆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进入全球化区域化后的当前）；四是以朱舜水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交流或海洋文明研究，这是学科交叉、视野广阔的综合性研究（日本在2005年后开展的“以宁波为中心的海域交流”研究，台湾正在实施的“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和“季风亚洲与文明发展”研究，还有韩国正在进行的东亚朱子学、阳明学研究等，都与此有关）。舜水学正是由上述内外两大层面以及四种研究路径所构成的完整学问体系。

以舜水学的地域性为例，单就中国大陆地区而言，可以这么说，朱舜水与以余姚为代表的浙东文化之间主要是精神性格、生活习惯上的链接，与以松江为代表的浙西文化主要是儒学经义、生产技能上的传接，而与闽浙沿海和东南海域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上的抗清复明以及由此而隐蔽进行的经济上的商贸活动中。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在东南沿海活跃着一批兼有商人与文化人双重身份的群体，其中既有文化人为了政治经济等目的而经商的，又有经济人为了纯粹商业利益而从事文化产品的。朱舜水属于前者，但似乎也有属于后者的个别行为表现，如他带三尊孔子像和一大批书籍到日本，开始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化传播，也许还包含着某种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在其中（如筹集资金、借兵抗清等）。在当时流寓海外的一大批明遗民中，既有像朱舜水这样兼具经济头脑的高素质的文化人，又有颇具学术眼光的精明商人，如在宁波与长崎的海上贸易中把大量汉籍输入到日本的江浙商人。舜水学固然属于思想文化的研究范畴，但它似乎又与浙商及海外贸易有一定关系，而这一点恰好是以往的舜水学研究所疏忽的。

从以上简述的舜水学之诸多特征中可以看出，研究这门学问绝非轻而易举之事。研究舜水学的难度，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内史料缺失。朱舜水的现有著作大多是60岁以后写的，诚如水户本《朱舜水文集·凡例》所言：“先生在明所作文字，一无所传，今所编次者，皆海外文字也。长崎所作，皆先生殁后安东守约所录送，在交趾所作，亦在其中，而散落澌尽者，不知其几。”即使江户时期所作，亦因“天和壬戌（1682）之冬，先生故第罹灾，原稿悉为灰烬”；后虽经过努力，使各方人士“出其所藏，稍稍得完。其在外者，旁搜广求，庶无所遗”［4］788，但那也只是其流寓日本后的著述。至于舜水在中国大陆时的著述，惟有张廷枚《姚江诗存》附载的《泊舟稿》一篇，收录舜水诗12首，而且直到1912年才被稻叶君山收入《朱舜水全集》中。故此安积觉《朱舜水文集后序》曰：“惟《文恭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合六百七十四首，皆先生年迈六十以至八十三岁二十余年间所作，而笔语、批评不在此数。其间虽有《上永历帝》、《鲁王疏》、《祭王侍郎文》，皆系海外文字，其在明室所作，一无存者，则其遗轶沦丧者不知几千百首，岂不可惜哉！”［4］786如此一来，对研究朱舜水的晚年思想与事迹固然很有益，但却给研究朱舜水在中国大陆时的思想与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比如他在松江时期的思想、他在舟山沿海的活动、他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经历等，有许多至今还是个谜，也许还是些永远解不开的谜。

二是回传过程漫长。自朱舜水流亡海外后，他就一直保持着与家乡亲人的书信联系，而其在海外的信息，也曾断断续续地传回故国。唯因种种原因，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回传故国的过程相当漫长，屈指算来，有三百数十年之久。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朱舜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具有的历史地位，虽早就为历代日本人士所首肯，但国人真正对他有所了解和研究，却是近代以后的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朱舜水在明清知识阶层中的点击率可以说是最低的，多数国人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可谓耳熟能详，但对朱舜水却相当陌生。即使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史时，也往往举出徐福、鉴真、晁衡、最澄、道元、隐元等人，而较少述及朱舜水。这不仅与朱舜水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而且还影响到舜水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朱舜水事迹的教育普及。近年来，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离全面深入的研究尚有不少差距。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地域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背景下，如何把舜水学的研究与东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相整合，更是值得期待的方向。

三是人脉关系不清。朱舜水书简中涉及的中日两国人物不下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尤其是日本方面的人物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因此舜水学研究中碰到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对诸多人物及其历史史实的考证，因为这些人物和历史事件是与近世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学术背景、舜水的思想性格等重要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本文在叙述过程中，并不局限于朱舜水本人，而是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与舜水关系密切的人物、学派和历史事件上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对相关历史人物缺乏研究，才造成了以往研究者对于朱舜水给日本的恩惠说得比较多，而较少述及朱舜水受惠于日本人的状况。其实，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铁道会社总裁、日本外务大臣和内务大臣等要职的后藤新平，早在明治时代所撰的《朱舜水全集序》中就说过：“我善遇之瑜，之瑜亦感激我之知遇，宛若花有清馨，钟有远响。……我之所得于之瑜也固大矣！然之瑜之所负于我，亦有均大者矣！我之知所以摄取于彼者，已为可贵；彼之知所以寄托于我，亦可谓明矣。水月镜花，相得则成俊致。之瑜之于我邦也，真得其所。”［4］796从朱舜水身上可以看到，即使中国作为完全的文化输出者时期，中日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互动的，而不存在简单的谁得益、谁受惠的问题。

三

相对于舜水学的兴起，对朱舜水的关注其实早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就已渐趋高涨。是革命党人的政治需求，把一位埋没了二百余年的“畸儒”（梁启超语）重新发掘出来。据蔡元培日记记载，章太炎1901年在东吴大学堂任教时，曾以明末清初浙东大儒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课本，以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1902年春，章太炎流亡日本，与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为纪念会撰写的文稿中，章太炎又以包括朱舜水在内的抗清乡贤激励留日学生。1903年，蔡元培率领罢课出校的南洋公学学生创办爱国学社，邀请章太炎为教习，章在讲课中又“多述明清兴废之事”。直到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之后，章太炎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仍不忘用反清志士的壮烈事迹激励国人。与此同时，、鲁迅、马一浮等大一批仁人志士和文化先贤，也加入到早期宣传朱舜水的热潮中［5］。

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朱舜水为载体的日本民间对华友好人士主要是以台湾为中心，有关朱舜水的话题，也主要是在日本与台湾之间展开。日本自1912年举行朱舜水“永住”或者“移居”日本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后，上规模的纪念活动便很少听说了。后来以强化对华友好为背景，1975年5月25日常陆太田市成立了“朱舜水遗德显彰会”。显彰会成立后先在德川光圀晚年隐居的西山庄（地处常陆太田市，现为茨城县立西山公园）之不老池畔建立“朱舜水碑”，并于1976年5月15日举行了揭幕式。1980年5月29日，以会长户仓久喜和理事长小松崎为正副团长的“朱舜水遗德显彰会代表团”一行15人访问台湾。5月30日台湾朱氏宗亲会在台南市延平郡王祠（即郑成功庙）举行“朱舜水祭”，以纪念朱舜水诞辰380周年。1981年5月20日，常陆太田市举行朱舜水逝世300周年祭典活动①，台湾又派出了以朱氏宗亲会朱正义理事长为团长、朱舜水第12世孙朱力行、新竹市知事朱盛淇等10人代表团出席。祭典活动包括参拜瑞龙山朱舜水墓、参观西山庄朱舜水碑以及纪念集会等，同时还发行了《朱舜水先生遗德显彰会会志》。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若干年间，以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石原道博为首的多位日本学者还先后在月刊《常陆评论》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朱舜水的评论性和资料性文章，并且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研究会”、“恳亲会”、“讲演会”等［6］。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日本的朱舜水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此后遂趋于沉寂，直到2002年，为纪念江户幕府开府400周年和朱舜水“永住”日本320周年，日本东京、水户、柳川等地又乘势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而反观台湾的朱舜水研究，则由于日台断交，台湾解除，逐步壮大乃至执政，与光复大陆的政治军事诉求相伴而生的朱舜水情结受到相对削弱等原因，而渐趋沉默，直到最近几年，伴随着东亚儒学研究的兴起和展开，才重新进入高潮期。

朱舜水研究在中国大陆消沉了近半个世纪后被重新推到历史前台，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只有北京大学教授朱谦之等人的零碎研究对后世有重要影响。70年代后期，国人又把注意力转向“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大陆，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其产、官、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宣传朱舜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忱。这是因为，在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日本是个巨大的存在，中日友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更是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当时的朱舜水研究，大多是在这种宣传中日友好、服务“四化”建设的氛围中展开的。而朱舜水作为“中日友好的伟大使者”之形象重登当代政治舞台的标志，就是1982年在余姚举行的“朱舜水先生纪念碑”揭碑式。这年的5月20日，两年前刚访问过台湾的日本“朱舜水遗德显彰会”，又组成了由时任参议院议员户叶武为团长的代表团来余姚参加“朱舜水先生纪念碑”揭碑式。于是，以朱舜水为载体的日本民间对华友好活动亦随之从台湾移向大陆，并先后举办了如下具有较大影响或规模的文化活动：1990年为纪念朱舜水诞辰390周年，上海松江举行了由赵朴初题写馆名的“明朱舜水纪念堂”开馆仪式；1995年为纪念朱舜水诞辰395周年，上海松江和浙江余姚召开首届“中日舜水学学术研讨会”；2000年上海复旦大学和浙江余姚又举办了“纪念朱舜水诞辰400周年学术研讨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余姚的朱舜水后裔赴日本为先祖扫墓的夙愿，直到朱舜水逝世330年后的2011年才最终实现。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11年11月3日，朱舜水11世孙朱育才和朱育成兄弟（皆为旁系）应水户德川家第15代掌门人德川齐正邀请，赴茨城县常陆太田市瑞龙山朱舜水墓地扫墓，从而实现了余姚朱氏几代人的愿望。

如果要对百年来中日两国的舜水学研究作番粗线条的对比，那么可以说，除了研究视角、手段及采用数据上的差异之外，还有就是在研究目的上的不同。比如日本往往选择朱舜水的逝世日或者移居日搞纪念活动，这或许是为了凸显日本的主体意识或东亚的“共同记忆”，而中国大陆往往选择朱舜水的诞辰日召开学术研讨会，则可能与中国人潜意识中的“中华记忆”有关。而且日本的纪念活动大都属于知识界的民间性纪念集会，与学术研究干系不大，更与海峡两岸由政府主导的纪念活动相距较远。至于在提法上为何不用“归化”而用“永住”，则主要是因为对朱舜水“归化”日本说历来存有分歧，同时也是对朱舜水本人所坚守的“明遗臣”之政治信念的尊重。这一点，似乎已成为当下围绕朱舜水而展开的东亚文明对话的基础与共识。

尽管海峡两岸举办的四次有关朱舜水的学术研讨会，都邀请了不少日本学者参加，但大陆举办的前两次研讨会没有台湾学者参加，只有第三次才邀请了个别台湾学者参加。这可能与随着两岸关系的明显改善，大陆方面逐渐理解了台湾方面的“悲情意识”有一定关系。而第四次由台湾大学主办的“朱舜水与东亚文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似乎反映了中日两个亚洲大国在亚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处的尴尬境地，以及台湾地区作为政治中间地带的积极作用与活跃程度。这就像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以德法两大国的中间地带比利时为中心，亚洲一体化的进程首先起步于东盟，中日两大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中间地带，以避免彼此猜忌一样。

四

当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尤其是东亚市场的提供者，作为曾经缺乏互动意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输出者，如何使中国人调整心态，借着市场提供者的机会，本着平等、互动、共享之精神，重现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昔日辉煌，乃是摆在所有人文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而作为古代中国对外交流重要门户的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其在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则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鉴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先行一步，即随着经济逐渐融入东亚区域之中，可以先试着从文化方面予以跟进，争取从被动型变为主动型，从回应型变为主导型，从引进型变为自主型，从民间自发型变为政学并进型，努力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东亚或亚太研究的中心之一。

然而谁都知道，文化不是简单的商品，它是连接着国民感情、民族性格的特殊商品，是需要大智慧、怀才能实现其价值存在的。中国要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和平共处，东亚要形成自我主导的经济政治共同体，都需要这样的大智慧和怀。而“和文化”的构建，无疑可成为这种大智慧和怀的重要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