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为京城农民工子女有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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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市市区一路向南，公交957路驶进了大兴区西红门镇北路寿宝庄村，下了车，对面就是蒲公英中学，整个行程在不堵车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一个半钟头。倘若每天三个小时花在这样的路上，着实让人有些头疼。
很难想象，年逾花甲的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每天都是如此，这条路，她一走就走了近十年，风雨无阻，因为在这个地方，有期盼她身影的500多个孩子和20多位老师。
郑洪说：“我们学生的家长们多半是在建筑业或服务业的底层谋生，仅能挣得微薄的薪金，而这两个行业又是向国家纳税的大户，应当认同他们不仅是首都重要的建设者，而且也是首都的纳税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
北京市第一所农民工子弟中学
打从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郑洪的脑袋就在飞速运转，办公桌上放着新校舍的设计图纸，她需要提出修改意见；老师们“疑难困惑”的记事簿，她需要回复，这种有效的沟通方式被郑洪称为“进行时”；还有络绎不绝的“访客”……那一刻，她完全不像一个年过六十的长者，倒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人。
虽然很忙，但是周围的老师一致认为郑校长是一个任何时候都极其有条理的人，要知道，她曾经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05年，在年逾半百时回国投身公益，创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认可的农民工子弟中学――蒲公英中学。
2014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说：“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这么高的基数，导致2000多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仅仅北京就有40多万农民工子女，在当时有35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没有一所初中。由于户籍政策和经济原因，农民工子女要想进入公办中学是不可能的，很多在北京读完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就此失学走上社会，或离开父母回到原籍继续念书。
“您原来的生活应该非常安逸，为什么会想到办这样一所公益性学校？”
面对记者抛出来的第一个问题，郑洪若有所思地说：“我回国后和中华女子学院的一个朋友走访了一些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虽然知道条件不好，但还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教室没有玻璃，都用塑料纸板糊着，孩子们手上都是冻疮。再问校长为什么办学校，回答居然是商业目的。然而，不管条件如何，不管办学目的如何，至少还有农民工小学。但是，因中学牵扯科目多、实验多，办学成本大，那时候连一所农民工子弟中学都没有，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做。”
或许在当初，郑洪也没有想到，要办一所公益学校是这么的难。幸运的是她的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Sarah T. Tandt、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小玮、“艺术家无国界”组织创始人美籍艺术家叶蕾蕾等。
为学校筹资的过程也很顺利，朋友、发小、同学虽然大部分是靠工资吃饭的知识分子，但听到她的想法纷纷慷慨解囊。仅仅十天时间，就凑了20万元，一个基金会的美籍华人叶先生资助了20万元。然而学校的注册资金至少需要80万元。关键时刻，郑洪得知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从银行取了一笔钱要去买房。郑洪找到他后，朋友二话没说把钱全给了她。最后七拼八凑弄齐了80万元，郑洪在一家开关厂的旧厂房开始建设她心中的公益学校――在教书中育人，在育人中改造世界。
学校取名“蒲公英”，是因为蒲公英的种子像小伞，奇妙、精巧、漂亮；蒲公英的生命力顽强，落地无声，落地生根；蒲公英令人遐想，令儿童惊喜，让人百看不厌；蒲公英朴实，贴近大地，成片成群，像地上的星星；蒲公英倔强，被踩倒了，可还活着，沾了泥，还站在那儿；蒲公英不被栽培，可无处不在，就像这些孩子，流动的花朵――飘的时候，既无助又悠哉，不知命运，不知明天，却知一定会生存下去，且一定会让世界更美好……
2005年8月31日上午，蒲公英中学开学了。“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微笑的面孔，看着他们跑向教室时的轻盈身影，我充满了感动，孩子们多可爱啊！”蒲公英中学校长郑洪感叹。
“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
学校第一批招生60人，每个学生一年学费680元，住宿费一个月50元，餐费一天6元，如果学生家里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减免。学校虽然简陋，但硬件和师资最大限度满足教育部门的标准要求。
最初，学校招生需要四处宣传，希望周围的农民工能把适龄的孩子送来读书。后来，仅仅过了两年，学校就再也没有担心过生源，因为口碑相传，现在每年都会有600多名学生报名。报名的学生首先要经过一次摸底考试，看看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再让老师同孩子们一个个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因为各方面原因，孩子们的成绩很差，每年语数外三科能及格的不到百分之十。2013年600个孩子参加考试，全部及格的只有一人。这些学生中有单亲的，有离异的，有残疾的……
这里，选择学生的标准也不一样。他们会选择家庭条件最困难的学生，谁最缺乏这个资源，就优先录取谁，用他们的话说，这些孩子是最需要蒲公英学校的。
“学生在来我们学校之前，有的在其他打工子弟学校上过小学，有一部分从老家的学校转来，还有的是家长知道这个学校后，才把孩子接来的。学生的整个文化知识基础，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郑洪说，“孩子的基础知识特别差，行为习惯等也没有很好地被熏陶过。学校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说脏话和大白话一样容易。另外，由于家庭的动荡，与父母的分离，贫穷等问题，这些孩子的心思比城里孩子要成熟。我认为丰富的经历、苦难的生活阅历是这些孩子的人生财富。所以学校的任务就特别重，这都是教育需要关注的，我办这个学校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栋梁。”
不仅仅郑洪这么想，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是如此，郑洪说，老师们比自己更难，能留下来的老师都是宝，因为工资不高，付出却很多。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些老师刚大学毕业，并没有教学经验。然而，这不影响他们的教学激情，老师对学生苦口婆心，讲课激情投入。有几位老师的嗓子在教学一段时间后就一直是沙哑的。
学校的谢老师说：“学生进校的时候真的挺难教的，成绩差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学习动力。不能用强硬的态度去强迫他们，这样会直接导致他们厌学。所以老师都是和学生做朋友，我们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宿舍，给他们理发，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我们的学生都是很淳朴，很善良的，体育课上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就能让他们特别开心。”
“老师们会在第一学期开学的两个月里，用业余时间走访每一个家庭。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表格，所有的一切从理解学生角度出发，获得家长的支持。很多孩子通过家访改变很多。因为老师去家访不是去告状，相反还会指出孩子的优点特长，增添他们的信心，效果非常明显。”郑洪说。
在老师们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在学校不仅成绩进步，去年学校的平均分数超过了大兴区的平均分，学生们也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优秀学生经过严格考试、考核可以得到捐助，享受全免到世界联合大学、广东国华纪念中学就读。有些学生升入北京剑桥中学读高中，大部分上不了高中的，学校负责给他们做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社会也是更需要的。三年完了，学生们还不能立足社会，等于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必须要把下一步路找出来。”
“撑到现在算是命大”
对于自己的个人经历，郑洪不愿多谈，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社会上好心人的捐助，感谢学校老师的默默付出。
郑洪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家境优越，1992年她赴美前已经是古生物学博士，北京地质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经过多年的打拼，她除了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外，还深受美国公益慈善文化的影响。
在美国，郑洪参加了一个名为“Boston Care”（波士顿关怀）的公益组织，这个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受迫害的妇女儿童、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艾滋病患者、残疾人等，志愿者大多来自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去社区做志愿者时，郑洪碰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女教师把大部分假期都用在了社区服务――每周花三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到为艾滋病病人准备食物的厨房帮助准备午餐。这种不求回报的义务服务精神让郑洪深受感动。
“这些志愿者就像党员找组织一样，无论工作调动还是家庭迁移，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马上去找当地组织。”郑洪介绍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太多了，过了50岁要想再做事情不能只停留在表达良好愿望或评论社会问题的层次上。我想，如果不能做成一件实事的话，我就永远地闭嘴，再也不去对社会问题评头论足。”
《中华儿女》：您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从事公益方面的事情，为什么您生活中一大部分是公益？
郑洪：我在哈佛学的也是公益，公共管理包括政府和社会部门。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架构不是一条腿或者两条腿，而是三条腿。国家改革以后，政府是一条腿，商业企业是第二条腿。但是有的事情，政府和企业都不太合适参与，这时候就需要有个社会部门，即第三条腿，三者取长补短、同心协力。现在这第三条腿还在发展中，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民众意识的转换，以及社会文化的转换。这需要过程，也需要时间。
《中华儿女》：学校里有很多国外的志愿者，这些人是凭借您的个人号召力，还是学校的影响力？
郑洪：最初肯定是有一些个人因素的，但是志愿者们来到我们这里后，发现这里是需要他们服务的。“志愿服务”这个理念，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它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这对于他们来说很平常，没有觉得很光荣或者怎么样，就很普通。所以他们回去后，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中华儿女》：现在学校资金来源百分之百靠捐款吗？需要自己去拉吗，还是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
郑洪：现在是且战且走。我们现在有每年一度的慈善捐款，叫蒲公英慈善音乐会，义演，人们买票来看，然后我们会拍卖一些学生作品，当时的目标是把房租弄出来，因为现在整个学校的房租也挺多的，基本能把这个目标达到。有的年头，还能有点剩余。剩下的日常运作，对学生的一对一帮助，这是不可预计的，这个人捐点钱，那个人捐点。跌跌撞撞撑到现在，算是命大吧！但是这样不行，所以我想两年内先把新校舍解决了。还想和社会企业合作，把学生的作品开发出来，做艺术品、礼品，然后去卖，现在作品开发出来了，但是没有懂经营的人，没有人去做市场，这条路暂时不通。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毕竟现在校舍还没钱盖呢！
《中华儿女》：从2005年学校开办到现在快十年了，您认为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郑洪：我认为最可喜的、最重要的变化是老师，一个老师每天教两节课的话，就要面对80个学生。我不能面对这么多的学生，我不知道这些学生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每个家庭的背景，这都没有关系，主要是老师每天在影响学生，所以我认为老师的成长和转变是学校最宝贵的实力。因为咱们硬件实在是太差，软实力就是学校的文化和教师的素质。这些年我们积累了一批好老师，他们真情投入工作，教书的理念不断拓展，带领学生的综合素质逐步提升。
《中华儿女》：作为校长，您认为现在学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郑洪：最大的问题就是挑战，首先是人才，虽然有了很好的老师，但是还不够；还有财政上的困难，包括我们的搬迁，学校需要战略设计。如果说对现实的期望，我希望政策上面能够不偏斜，不要对流动儿童给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带来的问题有偏见。有些制定出的政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比如说应该把学籍和户籍分开，现在反而绑得越来越紧，最后的结局是嫌贫爱富。有钱的人，交了保险孩子可以就地上学。然而，像咱们学生的家长，根本交不了保险，但是他们承担的是北京市民不做的，外来的人口条件好一点的也不做的工作，可这些又是北京需要的，他们需要资源，需要关注。
《中华儿女》：这些年对您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
郑洪：最重要的收获，感觉什么都值了。我有时候会感到现在生活的状态有些险恶，但是到蒲公英来的人，都把社会急需的一些品质，特别是真诚表露出来了。让我对社会、对未来特别有信心。这些年接触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有故事，这些故事不是设计出来的，我会感动，也会思考。这些东西倘若我在美国留下，是不会遇见的。
《中华儿女》：您对学校未来发展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在这个位置您还会干多久？
郑洪：我认为大家付出了这么多心血，这么多资源，惊动了这么多人，我必须对所有人都要负责，我想学校能一直办下去，但是这是一个教育，是一个公益，我不可能一直做下去。我可以做兴趣小组，比如做蒲公英香皂，可以给学校卖钱。即使不做校长，我还可以为学校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