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形象的中国化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阿丽思中国游记》中阿丽思形象的中国化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阿丽思形象，显示出从作为角“傀儡”的“小大人”，到象征中国“两样性格”的两个阿丽思的矛盾体的蜕变。作品的观察向度也呈现“向内转”的趋势,由中国社会的外部展现，转向对国民内部性格矛盾的思考，逐渐呈现自我对话的趋势。

关键词：沈从文；卡洛尔；阿丽思形象

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巧妙地借鉴了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故事框架。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主要在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这两个范畴内来审视这两部作品。就前者而言，一种观点是从作家的创作背景和心态出发，指出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角，但卡洛尔的是强势心理，沈从文的则为弱势心理[1]。另一种则作出严格区分：《爱》为儿童视角，《阿》为角[2]。本文认为，《阿》有从孩童视角向角的转换过程，并转向自我的对话；作者的观察向度从中国社会外部的展现，一步步转向对国民性格内部矛盾的探讨。为论述之便，本文分别以“阿丽思”和“爱丽丝”指称沈从文和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女主人公。

一.从“他者”到角的“傀儡”

阿丽思和爱丽丝在本质上，虽都是幼童，却有分别：一，爱丽丝和幻境中的人物，平等交流无障碍，对话中有意造成的讹误，源于作者的笔墨游戏；而阿丽思却是中国人眼中的上等人“小姐”，交流中处处受阻；二，爱丽丝虽是个闯入异世界的陌生人，但她漫游的地点是无所谓国别的幻想之境，参与感强，而阿丽思以参观的方式在中国游历，在活动中总是个“他者”，造成此行的目的和结果的悖反。

如阿丽思在听到百灵说“党同派”时，不明白是不是像在家中那样，姑妈与爸爸一个属于圣公会派，一个属于长老会派。她便学着鸟儿们的口舌，问灰鹳：“同在水上生活便分几多派，这种情形到这地方真算怪。”但灰鹳却赶紧提醒她：“小姐，这话随便讲不得，这里比不得是你外国。”

作者对阿丽思形象的此番设计，形成借“外”观“中”的观察向度，造成一种距离感、陌生感。并且，中国人也有阿丽思的困惑：“中国事情要中国人自己说来也不容易明白，阿丽思不懂解处自然更多……”由以“外”观“中”的陌生感起头，牵引出了作者在自我审视国民性格时的震惊和忧虑。这是作者借由阿丽思的形象，使作品的观察向度“向内转”的第一步。

《阿》的第二卷里，沈从文的感性直露，使孩童视角中事物的隐喻讽刺，变成了角下的显性表达。

“阿丽思太年幼，免不了遇事奇怪。至于中国人，则虽比阿丽思还幼稚，已在先养成了一种不随便惊讶的镇定精神了。”就连阿丽思在看到苗人小女孩被卖为奴隶时，竟也觉得“把人不当人，来买卖，这倒不出奇”了。阿丽思到了乡下写给傩喜的信中，还以斗鸡来讽刺等军阀“在内战时还能好好保护外人，除用各样口号鼓励自己的手下中国人，打死其他伟人手下的中国人以外，很少对外人加以非礼的行为的”；阿丽思听到单调的水车声，心想“成天这样喊口号，喊到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不如哑了口倒省事多了”。

文章从孩童眼中的荒诞，观察向度逐渐转为成人式的成熟老练，在讽刺性的字里行间，发出对“人”的权利的拷问，针对旧社会习气和艰难时境，道出了中国民众愚忠于“义务”，却忘了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的弊病[3]。这不仅仅反衬出军阀混战时期法律和公正的失落，中国部分社会传统习气的怪诞，更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当地民众生存状态的荒诞。

从“他者”到角“傀儡”的转变，初步显示出阿丽思成为沈从文自我对话的外化的端倪。这是观察向度“向内转”的第二步。“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阿丽思中国游记》，则尤其是我走我自己的道路一件证据。”[4]

二.两个阿丽思的矛盾：中国“两样性格”的观照

分裂开来的两个爱丽丝，处于一种相互安慰、鼓励的关系，不屈不挠的勇敢冒险精神充溢其间。爱丽丝仍持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意识，两个爱丽丝是统一的。而沈从文似乎有意让两个阿丽思形成正反两方，促成一场争论，无论“她们”怎样客气地相互商量，但总是各执一端，“在精神上处处有相反的气质”：

“总之前面是墙，后面是路，我们是走路，所以不要墙。”

“然而在墙的另一面有另外一条新路，我们若是只图走现成路，那就不必走了。”

“然而前面不一定是路。”

“然而你这猜想也不一定准数。前面即或不是路，也许是一个比坦坦大路还好的地方。”

“我同意你的‘向前’主张，可是我请你记到危险以及失望。”

“我也同意你的所谓危险，但……”[5]

一个阿丽思爱冒险、奔放、乐观，另一个则胆小、较为悲观。正如沈从文在第二卷序言里所说：“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又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虽然阿丽思对两个“自己”有言在先，“不袒护任何一方面，也不委屈任何一方面，……你们遇到不可免的争执，也不能太倔强”，但两个阿丽思却多次处于相互争论，各执一方的对立关系。

“姐姐阿丽思”和“妹妹阿丽思”毕竟是“代表了两个主张、两种精神以及两样趣味”，即便是当阿丽思被关在抽屉里等待光明到来时，两者的主张终究未达成一致。姐姐认为“光明终会来到，”而妹妹认为“要来的，但是在神的力量以外，凭诅骂也可以帮助它早来的”。

在耐心地铺排了两个阿丽思的争论后，作者化身“仪彬的二哥”，直接将其作为了“中国性格”的一个譬喻，并通过阿丽思的自我内部争论，揭示了中国在面临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再革命十年，打十年的仗……中国情形之永久不会与哈卜君所说两样，也象是你身上那两种性格永远不会一样，不是你希望可以变。你既然承认你长是两样性格，你就得相信中国情形不能在十年二十年就今昔不同。”[6]

一个民族性格中，光明和黑暗相互依存，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定的时空环境下，“两样性格”的矛盾便显得格外突出。人们希望做出“变”的举动，又担心在“变”之中否定了自己。“你以为中国凡是进步一点的地方，就要变，不再有求神保佑的作官人，不再有被随意杀头的学生……中国人听到你说这个，他要生气的。你这么说他会感到一种难堪的侮辱。”传统中令人骄傲的部分，有巨大的惯性力量迫使人们服从，但毕竟不能在服从骄傲部分的同时将糟粕也一并接收，新与旧的调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何化解这场矛盾？作者在作品中有意向阿丽思展示湘西性格的真和美。如仪彬的介绍：“那种英雄……他们对小孩子与老人的有礼貌处，就较之中国任何一种绅士还多。他们是贼，是流氓，但却是非常可爱可敬的。”又如仪彬母亲的介绍：“虽野蛮民族不比高尚的白种黄种人讲究奴性的保留，……有时我以为同这些野蛮人接近五个月，还比同一个假绅士在一张餐桌上吃一顿饭为受用的！……还有他那种神奇，那种美！”

但正如阿丽思在写给傩喜的信中所说，拜鬼神的习俗“是很可‘爱’的”，在一地方起坏作用，而在另一地方却促人“胜利”。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中也提出：“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宜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7]问题的解决，正是要靠将消极的力量转化为积极的力量来利用，但转化消极力量的前提，便是直面痼疾的清醒觉悟。借着分裂成两个的阿丽思形象，不仅是作者自我对话的外化，也是对中国“两样性格”的观照，这与鲁迅的《在酒楼上》等篇殊途同归。先前的发问和呼喊，转变为对国人内在矛盾性格的内省，这是作品的观察向度“向内转”的第三层。

阿丽思从异国身份的交流障碍，孩童对艰难时世的陌生，到角下的“不以为怪”，哲理性的自我辩论，甚至发出启蒙式的呼喊的形象转变，是其经历了从对“中国式荒诞”倍感陌生，到试图学习对“中国式荒诞”保持麻木的中国民众的行为，以求入乡随俗，再到打破麻木、发出质问的心理历程。阿丽思是作者用来审视“中国性格”的异域视角，并成为其自我对话的载体。

参考文献：

[1]黄健.跨越时空的漫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与《阿丽思中国游记》之比较[J].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王燕.中国现代作家的现实情结——《爱丽丝漫游奇境》与《阿丽思中国游记》之比较[J].大众文艺.2009年第11期.

[4][5][6]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全集第三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163页，184页.

[3][7]沈从文.中国人的病.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M].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7页，89页.

曾琦珣，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