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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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亚当・斯密曾非常精辟地分析到：资方和工人之间虽然是互相依存，但每当双方在劳资纠纷中陷入僵局时，资方都能依仗更多的资源和积蓄压制那些等米下锅的工人。同时，由于资方经常得到政府的支持，劳工获胜的机会就更少。这会导致劳工进行一些徒劳的暴力活动。但是，现代民主政治则改变了这一切。工会成为了重要的政治力量，劳工的人数和选票也远多于老板。如果老板利用资本优势在工人的报酬上进行不公平的讨价还价，即使工人们可能会在市场博弈中输掉，但在政治博弈中则能赢回来。整个西方经济在“二战”后发展得最好、最健康，科技创新最多。这也恰恰是劳工的权利被保护得最充分的时代。看看美国三大汽车的工会和资方进行的谈判，那些年薪十几万美元、身后有奥巴马总统为后台的工人还是弱势群体吗?雇用着一群十几万美元年薪的工人的总裁，和雇用着一群仅挣800元人民币的月薪、每天超时工作、无依无靠的民工的东莞老板，在对待技术创新上态度当然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我们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东欧那种劳动者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农奴制并不是不讲市场经济。相反，那些封建领主积极投身于市场，把所生产的廉价粮食贩运到发达地区，降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这和中国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让廉价的“中国制造”占领西方市场是非常相似的。问题是这种战略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无法长久。东欧落后于西欧持续了几个世纪，至今也没有改变。中国要崛起，就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中国人的低薪是正当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国缺乏一套成熟、完善的法律框架来保证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也没有意识去自发组织工会和集体与资方讨价还价，社会上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低薪暂且不说，资方赖账，乃至讨薪者要不到钱反遭暴力的事情也常见诸报端。第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利益考虑，每每以“改善投资环境”为首务，在劳资纠纷中更倾向于站在资方一边。更有甚者，财大气粗的资方甚至买通地方政府以及学者和媒体，肆意妄为，混淆视听。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劳动者按说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参与者、竞争者。他们有权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有权监督地方政府的管理经济活动，然而现实中这一切没有实现，他们只能接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市场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中国前近代时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庄稼”，只能任凭他人收割。而凭着“庄稼”一样的国民，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国。

当普通老百姓丧失了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后，在经济的高度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就往往易被牺牲掉。这种牺牲，在短期内也许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但从长远看则伤害了中国的竞争力。让我们还回到那个扛大包的小伙子的例子上。你劝他少扛大包、多读书、为未来做准备，并不是嘴上说说了事。他个人的发展战略，必须有一套制度框架来支持。比如，他从事的职业工伤事故非常频繁。一个小工伤就可以致使其丧失劳动能力、丧失收入。因此，他必须有一套制度保障，使他在受伤的时候不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继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入。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才有未来可言。这种制度体系，就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障等等。遗憾的是，这样的体系，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

另外，当这位扛大包的小伙子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后，他还必须能够享受高质量、低价的教育服务，在想读书时读得起书、读得好书。

那么，真正的大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最根本的一条，这样的大国是以民为本。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公民要有足够的权利来参与制定政治和经济规则。这是“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的东西。如果中国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变得如此之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就将逼着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创新、突破，而不是从压低工资中寻求利润。在这次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依靠廉价劳工的企业倒闭得最多。等经济恢复后，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得不退出市场。低薪养不出具有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劳工。缺乏这样的劳工，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让我们看看世界大国的经济：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哪一个国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依靠?

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从保障公民的权利开始，还要给公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教育机会等等。目前，中国的这些“社会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过低，实际上等于发展中的“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在短期内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益的。但是，看看上海那个倒塌的楼盘就知道，偷工减料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连西方最保守的媒体，如一向标举市场本位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一再指出中国的“社会开支”实在太低，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则习惯于把“社会开支”视为反市场的因素而加以拒斥，乃至大唱“中国的经济比美国更自由”的赞歌。事实上，“社会开支”所覆盖的福利和教育体制，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但它却是经济发展的长期保障。中国下一步的重要课题，是清理那些偷工减料的“楼盘”，为全体国民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警世名言。这句古训，对大国来说更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崛起是值得庆贺的。但是，这种崛起如果缺乏忧患意识，就将成为一场虚华的梦。

(摘自《怎样做大国》，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