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沙龙 走向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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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近二十年中国摄影发展很快，水平已今非昔比。但若从绝对水平看，还是很落后的，进入新世纪，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也即“中国摄影人何去何从”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摆成绩固然有意义，但从另一面来看中国摄影存在的问题，则会更实际，更积极。

任何一门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它总是在特定的大文化环境中发展，与大文化品格密不可分。但是，中国的摄影似乎是个例外，与中国的音乐、美术等相比，明显地缺乏朝气，缺乏现代感，缺乏应有的高度。它的现状，我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外热内冷，花繁根浅。

所谓外热，就是外在形式很热，如摄影队伍日益庞大，集体创作活动频繁，摄影器材升级换代加速，影展影赛闹猛等等。但是姹紫嫣红下面，多的是平庸东西，很少铁杆子作品。透过这种景观，我把它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题材狭窄，风格单一；二是远离生活，缺乏真情；三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四是见地浅薄，胸无大志。随着世纪的转换，我们的摄影水平也应该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必须走出死气沉沉的沙龙，挣脱自我封闭，走向原野――生活的原野、艺术的原野、自由的原野。为此，我认为，针对目前中国摄影现状，必须从摄影人个体入手，实现三个转化，做到三个提高：

一、转化业余意识为专业意识

业余摄影者更需要专业意识。专业不专业，关键在于艺术观念、创作态度、运作方式。专业意味着一种严格的标准，标志着一种高度。摄影人大多追求器材的专业化，很少有人追求创作态度和运作方式的专业化。专业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于缺乏基础专业训练，缺乏必要的门类选择和深度，没有自己的绝活。

专业意识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是习作意识――这是强调基础训练。现在的摄影人普遍缺乏习作意识，以为拿起照相机就是摄影师，根本不下苦功夫训练基本功。实际上，基础训练不仅仅是训练技术，更重要的是训练思维，训练心灵，培养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只有纯熟掌握了技术的人，才有资格淡化技术。大家知道卡蒂埃・布列松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对摄影一无所知”。真的一无所知吗？绝对不是。恰恰相反，布翁对技术的掌握出神入化。加拿大摄影理论家弗里曼・帕特森训练学生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常常带领学生到野外，随意抛起一枚硬币，以硬币落地点为圆心，划定一个二米左右的范围，叫学生在限定时间内拍出二十来幅各不相同的照片。这种做法初看有些过火，但是其中包含着莫大的苦心――训练出超人的观察力、应变力、瞬间构思能力和非常强的创造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极具个性，极具发展潜力。

其次是专精意识――这是强调创作的高度、深度和锐度。我碰到过不少学摄影没几年的新手，常常是工于风光，长于人像，纪实赶新潮，新闻球，总之一句话，无所不能。而西方的摄影家则不同，他们大多是专一不二的。专精体现了明智，广博映现出虚浮。想在摄影上有所成就，必须心诚志笃，择己所善，集中精力，一门深入。

再有就是敬业意识――这是强调吃苦耐劳，拼搏奉献。当人们惊叹大师精美绝伦的作品时，是否想到，那风光可能是五番十次等候许多年之后才妙手偶得的。

二、转化群体意识为个体意识

这里说的群体意识向个体意识转化，不是针对组织形式而言，而是针对创作手法、态度、风格而言。近几年来，中国的集体摄影创作活动异常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摄影事业的发展，但是也不可避免培养了许多人的惰性，埋没了许多人的个性。现在许多摄影人离开群体就拍不出好照片，甚至拍不了片。这种状态与艺术本身是格格不入的，造成了艺术精神的衰弱。

增强个体意识主要是主体意识的觉悟。在目前的情境下，我想着重要增强两个意识：

一是自主意识。这实际也就是强调艺术主体意识。在自我意识中，主体意识是最积极、最能动的部分，是自觉地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世界中的支配地位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及其实现途径。另外，自主意识中还应该包含着对自我的高度信赖，对名利诱惑和外界评论能够采取平和而客观的态度，不为势所趋，不为流所转。

二是独创意识。这其实是自主意识的外化表现。对艺术来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自由与独创，这意味着心灵的解放和人性的升华。

三、转化工匠意识为文化意识

台湾摄影理论家陈传兴与阮义忠对话时，对台湾的摄影现状有一段精彩的评价：“反观岛内，一般来说，摄影一直只是业余人士的消遣，我们没有靠照相机累积出有生命力的影像文化。”这段话也很适用于大陆的摄影界，我们最大的欠缺也就是没有累积出一个活泼而有生命力的影像文化，因此总在大文化环境中显现出游离态，从而形成一种自狂又自卑的特殊精神状态。

因此，建立一门大文化背景下的大摄影显得非常紧迫。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摄影人的使命。那么，如何培养摄影人的文化意识，促进摄影文化化？这可是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尽管文化现在成了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却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真正的摄影文化就是摄影家的高度个性化，摄影意识的高度自觉化；以卓越的文化觉悟和文化品位矗立于大文化之林。

关于摄影文化意识，很难从理论说明白，说彻底，不妨再看几个实例，从中领悟其含义和重要意义――

冯学敏1999年6月获日本摄影“太阳奖”正奖，在日本引起极大轰动。“太阳奖”素有日本摄影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之誉。在日本，冯学敏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外国人，可见他成绩斐然。然而，若用中国摄影界惯用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拍摄的绍兴、云南，很可能感到没有什么看头，但是日本人在其中看到了文化，他们欣赏冯学敏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纯朴直接的再现。冯学敏的成功与其说是摄影的成功，倒不如说是文化的成功。冯学敏用最单纯质朴的手法呈现出人类生活中最本质、最单纯的感情来。当我们想要从最高的、文化的层次上的价值，也就是从“见山又是山”的层次，来谈论任何艺术作品的时候，看似最单纯、质朴、根本的和“人的本质”有关的问题，才是最终的依归了。

1998年12月1日，焦波的《俺爹俺娘》，把中国最传统、最普遍、也最“土俗”的亲情，推上了中国美术馆的大雅殿堂，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焦波用摄影的手段，演绎儒家传统文化，把儒家的伦理观的最重要的理念形象化，直观化，从而引起我们的共鸣。

还有，徐勇的《胡同101》和《中国乡土系列》，陈锦的《茶馆》及近年一些有影响的摄影作品，其成功主要在于文化的态度、文化的立场和文化的观照。其实，当我们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身边貌似普通平凡的事物时，一切便都有了异样的光彩。

四、提高文化人格品位

荣格说过，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艺术的功用是很复杂的，存在着多种层次，仅其社会功能，就可分为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等，但是艺术归根到底是精神的，是为了实现人性的升华，塑造完美的人格。从高层次讲，艺术是反功利的。即使在现在的社会层次，艺术不可避免要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和干预，但是在发挥社会功能的时候，艺术也必须同时接受真善美的检验。这种检验不是仅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检验，更是对艺术家的人格检验。

时下摄影人文化人格最大的不良表现是浮躁、急功近利，缺乏应有的朴实和天真。

因此，作为一个摄影人，必须把人格的锻炼放在第一位，这才是追求艺术的真正根本。

五、提高摄影理论水平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其实歌德这话并没有排斥理论的意思，相反他本人就是一个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所反对的不过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理论。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些勤于实践的摄影人，必要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是很重要的。摄影家鲍昆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理论对于摄影家，就如氧气瓶对于登山运动员，如果攀登不高的山，氧气瓶是一种负担，但是如果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就不能没有氧气瓶。

但是，提高摄影理论水平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它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我想，除在实践中学，通过其它途径提高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读书。

《芥子园画传》有这样的话：“画欲去俗，无他法，多读书。书卷气上升，俗气自降。”可见读书之重要。多读书，实为与古人交，与圣贤交，既可陶冶自己的诗情气质，又可学到古代先贤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文化人格的锻造。

一个摄影人，在广泛涉猎多方面的知识之外，着重要学好三方面内容：

一是学习摄影史；

二是向摄影大师学习。这方面，我想推荐阮义忠的《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作为入门读物，以此为线索，追踪大师的足迹，超越大师的丰碑；

三是熟读经典摄影作品。通过经典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摄影大师的思想和手法，可以更好地理清摄影史的脉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境界。

六、提高艺术理想境界

中国历来重视立志，并且要志存高远。作为一个摄影人，要真正把摄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热爱摄影，树立起应有的使命感。

十九世纪日本歌人橘曙览有一首咏唱日本画家池大雅的和歌：此笔/非修眉笔/乃画山水/透纸之笔。

池大雅一生淡泊，处世平和，虽怀绝世画艺却守着清贫生活。我想，这正是池大雅远大志向的表现。橘曙览的和歌，感人至深。今仿而改之，移用于摄影，以期共勉：

此镜/非媚俗镜/乃摄精神/撼心之镜。

朋友，不管你用的是什么镜头，都不要忘了，这镜头不是用来逢迎流俗的，也不是仅仅用来赢取金牌的，这可是一枚见证人类生存状态，见证人类心灵的镜头，是一枚用来震撼人心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