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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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良知；治心；私欲；四句教；圆融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62?05

王阳明心学，向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并且较多关注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体系的建构。然而，很少有学者注意到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着重于个体，转化人心，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所谓治心，就是通过对人心的治理，使人心成为‘道心’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1]（5）因此本文拟从王阳明关于知行与治心、治心的方法、效应等论说加以考察，力求对王阳明治心思想做一较为系统的探讨。

一、治心与知行

王阳明创立心学，并非仅仅是知识的学问，而是生命的学问，亦是实践的学问，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他一生思想大致经历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过程变化。他不断从现实中根据自己的体悟和教授学生的情况总结经验，在每个阶段提出具体的实践方法，最终完成了心学或良知学体系的建构和实践。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三个方面来看，虽然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实践环节，比如说王阳明有时教人静坐，有时教人事上磨炼，但他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且以治心为主要实践 环节。

第一，王阳明在龙场觉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1228），确证心性本源，提出心即理主要命题，终于解决了朱子析心与理为二的难题，把知与行归结于自身，并且把实践的方向落实于人的内心。

王阳明认为，朱子的顺取之路行不通。他说：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2]（42?43）

朱子认为，心统性情，性即理，心具理，此心不是心之本体，而是认识心。王阳明通过切身的生命体验确证心性本源，发现与朱子的重要区别在于，离开心求理，造成心在内，理在外，就是义袭。王阳明不赞成朱子此说，认为心即理，他说：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2]（2）

简单地分判，王阳明与朱子的最重要区别是，一个是心即理，一个是心具理。因此，王阳明在心即理上与朱子分道扬镳。

王阳明由心即理出发，进一步指出人迷失本心的现象是道心失其正为人心。他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2]（7）

王阳明不取朱熹等前贤天理人欲二分的理路，而是认为天理与人欲并不对立，进一步把“天理与人欲的矛盾，最终化归为本心与习心的对立”[3]（30）。本心就是道心，习心就是人心。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人伪。

道心与人心都是一心的显现，那么何谓心呢？王阳明说：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2]（36）

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是心，是性，亦是天理。性是客观地说，心是主观地说，两者是个体生命的一体两面。躯壳的变化，耳目四肢的视听言动，都是由真心本性支配。

心体是生命的真己，亦是人性或天理，揭示了王阳明心性一以贯之的模式，就是：

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教，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2]（15）

人的心性与天道一脉相承，无有区分。理论上讲，人人皆具足本性，但从王阳明百死千难的经历来看，若要体证本性，并非易事，因为道心与人心容易发生转换，并且现实中大部分情况是“我们被习气或习性所控制了，真心被妄心所染污覆盖了，或者说大我被小我所操纵了。”[4]（99）

第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最终落实于个体仍在于心上下工夫。王阳明强调心即理，就是看到分心与理为二的弊端。比如说，人人皆可以言说即物穷理，按照儒家义理做事，但关键看一个人是否按理做事，不是看言说，而是看他内心的态度或动机，就是知行合一。朱子分心与理为二，这样外在的标准很容易造成假道学和乡愿，就是知行分离。因此王阳明说：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2]（42）

他强调知要“真切笃实”，行要“明觉精察”，着重在于人做事时知与行的动机和态度，这些都是从心上用功，这里的知就是知善知恶的良知。如果知而不行，实际上还是未知。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容易造成人理智上知善知恶，或知是知非，在行为不一定自觉做到为善去恶，这样就把知与行打成两截，因此心口不一。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关键在于看个人是否从内心出发，重点从心上做工夫。

近来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2]（1278?1279）

由此可见，王阳明治理己心，在事上磨砺，体认良知更加得心应手。

王阳明于军旅中，不得懈怠，时时正念，提撕精神，真正体认到良知的精透之处。他说：

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乃是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而我无与焉。[2]（1600）

到临终时，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2]（1324）的遗言，更加显示出王阳明终生治心的境界，以活泼泼的精神超越生死。

第二，可以体验心体之乐。王阳明说：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2]（104）

人一旦致得良知，恢复本心，不由地手舞足蹈，自然体验到本体之乐。这种本体之乐圣贤与常人本来都有，常人因为忧苦迷弃了本体之乐，只要一念回照自己，亦可以与圣贤一样体认到乐。

第三，可以体认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2]（968）

人皆有不忍之心，与天地万物接触即会显现，此证明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现实中，由于人因为私欲遮蔽，无法显现良知，因此王阳明提出相应的治心方法对治，去除私欲，就可以显现不忍之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遵循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维模式，认为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全由心性上的一点灵明。他说：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2]（124）

按照王阳明的理路，只要找到那一点灵明，就可以处处体知天下万物。

第四，人人可以皆成圣。王阳明说：

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2]（28）

金子之所以能炼成精金，在于其成色足，而分两轻重并不重要；凡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在于其心纯乎天理，而才力大小并不重要。王阳明认为，只要人人治心，使此心纯乎天理，皆可以成为圣人。王阳明“遵循孟子的传统，他相信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圣人，因为圣人可以经由自我学习而实现”[7]（131）。

四、简要的评论

王阳明立足于心性本源，建立了一种治心思想体系。今日观之，其治心体系有特点，也有不足。

第一，方法圆融。王阳明治心方法，尤其四句教法，囊括了种种根器之人。人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治理身心。王阳明治心思想的圆融之处还表现在他考察了人生成长阶段不同，用心力度亦不同。他说：

人方少时，精神意气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颇易。迨其渐长，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气亦日渐以减，然能汲汲奋志于学，则犹尚可有为。至于四十五十，即如下山之日，渐以微灭，不复可挽矣。[2]（172）

王阳明的圆融教法影响了明代思想发展，尤其阳明后学大放异彩，从中可窥王阳明教法的高超之处。王阳明真正恢复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精神，承接了古圣先贤的真血脉。

第二，万化根源在乎一心，有横流的危险。虽然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囊括上中下三种根器之人，但他把人迷失心灵问题归究于道心转变为人心，判断一个人迷失的标准在于内倾之心，固然他一再强调心即理，外倾之天理亦取决于内心，但容易造成“‘心本体’（‘良知’）作为道德标准，即是理性标准，又是感性标准，它使得感性与理性、自然与道德、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纠结为一，难以区分”[8]（3），有走向横流的危险，阳明后学中良知现成派走向狂禅即可说明。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把阳明后学良知说分成三种：一是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中心的左派或现成派，二是以邹东廓、欧阳南野为中心的正统派或修证派，三是聂双江、罗念庵为中心的归寂派。[9]（103?104）其中良知现成派代表王龙溪主张良知当下现成，不用修证，但王龙溪没有考虑到，人内在不仅有良知，也有情识，如果只强调当下现成，就容易把情识误认为良知，把人心误认为道心，毕竟都在于人的内心。另外，良知现成派代表王心斋主张满街都是圣人，这样圣人与常人没有区别，把人欲与天理、人心与道心纠结在一起，分不清楚。后来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皆具狂者人格，放任自然，蔑视天理，从而造成阳明后学走向衰微。另外，王阳明的治心实践完全取决于自律，而不是他律，特别重视人的动机。在具体修习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王阳明念兹在兹，处处致良知。一切从内心出发，不仅会有道心光明，亦会有横流。阳明后学走向狂禅，显示了人心与道心转变不易把握，因此王阳明治心思想中有极大的危险，容易走入横流的迷途。

第三，实施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王阳明由龙场悟道，体认吾性自足，从身心转化就可安顿生命。他意图以此觉民行道，让世人皆可以发显良知，从而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王阳明的立志固然不可谓不宏大，然而通过他一生的悲惨遭遇来看，他这种治心模式在当时显得理想化。明代政治生态黑暗，皇帝多不理朝政，宦官当权，几乎致王阳明于死地。王阳明虽然以心学名声大振，但在那样的环境觉民行道困难重重。儒家治心的终极目的在于治理社会，安顿每个人的秩序，如果仅仅转向内倾之心，难免外倾之天理就忽略了。世人品级不同，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过内在探索就可以安顿身心。从阳明后学发展来看，王阳明的弟子们都一直为如何致良知争论不已，更遑论一般世人了。对于一般人，遵循儒家之礼，虽然日用而不知，却也可以达到整治人间秩序的目的。王阳明心学之所以影响巨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从内心发现了儒家的秩序，但世人更为热心于王阳明彰显的合理性。王阳明彰显的合理性，影响了明代文学、艺术众多方面，但在世态发展中导致人的渐渐扩大，与王阳明的初衷已经渐行渐远了。王阳明治心体系从现实应用来看，实际上只适合知识人，如阳明后学等，对于一般人难以适用。

总而言之，作为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王阳明针对人迷失心灵的问题，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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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士林. 心学与美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9] 冈田武彦.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