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面对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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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收到了一位“读友”的来信。写信的人是一名高中复读生，以“亲历者”的身份告诉我许多切身的感受。我一直都很重视这样的来信，因为私人通信比较真实，给我写信的孩子不会像写作文那样编造假话。

这位学生在信中说，复读生的压力不仅来自繁重的学习任务，更大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压力。他写道：“每当看到电视报纸对‘高考状元’的大量报道时，我都会立即转移视线，为什么我们的主流媒体只大肆报道‘状元’们，而对那些自杀的落榜生却只字不提？”

这位复读生在信中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2003年6月7日，就在高考的第一天，浙江温岭一名女考生在考完第一科语文后不久就跳楼自杀了，她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以死宣告与高考制度彻底决裂！……在我身边就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但我不得不遗憾指出：我们的高三学生不都生活在这股力量的阴影之下吗？！”

就在我阅读这封信时，新学期刚刚开学，我在网上看到几则由于无钱交学费、无法继续上学，几个孩子选择自杀的消息――这又是另外一种死亡。孩子们“前赴后继”地死去，有的是因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有的则是不能忍受这套现行的教育方式。孩子们以死亡这种绝决的方式，凸现出教育领域的不公和冷酷。

有人说教育是当今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工人和农民的孩子除了高考和参军这两条出路，要想摆脱自己的身份别无他法。高昂的学费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承受，那么，那些只有“贫爸爸”、“贫妈妈”的孩子就永远被定格成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了。

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有幸”进入各级学校的孩子，却并不意味着就能“凭借教育获得解放”。相反，他们长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承担升学的压力。许多教师都把学生当作凝固的“工具”和“符号”――学生的考试成绩就是学生的“身份证”，大部分教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以及班级高考上线的人数，而不会关心学生心灵的成长和精神的健全。于是，我们看到了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学校”雨后春笋般产生，尽管这所学校每年都把数百名毕业生送进重点大学，但学子对母校却唯有噩梦般的回忆；我们看到了“神童制造商”聂其文被家长们奉为楷模，尽管他的儿子聂愿愿十五岁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少年天才”，但孩子却对记者说：“恨不得将父亲杀死！”中国的教育生产线生产出了无数的冷血动物和精神残疾者，他们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却不具备普通人的爱心和良知，他们中有在美国枪杀导师的卢刚，也有用硫酸伤害黑熊的刘海洋，还有贵州安顺因不堪父母在学习上的严格要求而将父母毒死的十五岁双胞胎姐妹。

不久前，我与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上初中的女儿一起吃饭。席间，谈起云南大学那个残酷杀死数名同学的大学生，父母皆惊诧失色。我询问这个女孩和她的同班同学对此有何看法，她告诉我们：“我们同学大多数都听说了，大家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别人欺负你，你就得这样还击嘛。”她的父母更是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之中！然而，就是这种孩子皆以杀人为正常的时刻，还有作家写作《狼图腾》这样的小说，号召中国人要少一点人性、多一点狼性！

孩子们的死去，或是肉体的死亡，或者是精神的死亡。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死亡熟视无睹，那么我们民族的希望呢？（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