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倒逼“中国制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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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下，贸易保护主义不幸回潮。不出所料，欧美首先筑起贸易壁垒，令中国制造业不得不调整航向。如今，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一度被境外媒体理解为“中国制造”转向东盟市场“猎食”。
危机倒逼改革，放在全世界都一样。“新加坡看到了贸易竞逐之外的结构调整空间。”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潘国驹教授表示。他认为，这不仅是一次贸易的角逐，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有可能从中实现――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下，中国和东盟都将出现新的面貌。
零关税忧虑症
“在近两年的世界进出口结构变化中，已经盛行了几十年的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导向政策，已经行不通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杨沐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在多个行业中，欧美市场容量达到了临界值，即使有空间，也为贸易保护主义所覆盖。对于出路，杨沐写道：“新兴国家必须通过加快培育自己的国内市场，和通过相互间的出口推动来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正是体现了这种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大背景下的新思路。
贸易自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零关税，最鲜明的特征则是产品“激烈肉搏”。这样问题又来了，“中国制造”在价格上占据天然优势，而且南征北战，经验丰富，部分东盟国家认为，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中国将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中国制造”则对东南亚制造业是个极大的冲击。
“冲击肯定会有，但不是那么严重，也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潘国驹说。他坚持贸易问题只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浅层问题，并不影响大局。“自贸区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起步之时总有摩擦，但最终各方都会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黎良福对此也表示乐观，他说：“从中长期看，中国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走出去，东盟是首选，双方贸易和投资将进一步深化，经济融合度也会越来越高，新加坡乐见其成。”
从发展阶段来看，新加坡无疑走在东南亚的最前沿。潘国驹认为，东盟的合作将带来国家内部产业结构上的巨大变化。目前，中国和东盟的产业结构有所趋同，都是以初级的制造业加工为主，而且都以欧美国家作为主要的目标市场。“这种结构趋同可能会造成初期的竞争，但中国可通过自觉的‘产业升级’来实现与东盟产业结构的差异化。”
按照潘国驹的设想，中国和东盟不应囿于贸易问题，而应关注贸易自由下如何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发挥各方优势，达致互惠发展。“中国制造”必须通过自由竞争获得质的提升，而东盟国家则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承上启下的中国定位
众所周知，全球制造业经历了三次大的转移，第一次是从英国转移到欧美，第二次则是从欧美转移到日本，第三次是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国家继而到中国。
在梳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分工的时候，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三次产业转移的过程：当时以“雁行结构”为基础，日本处于产业链的顶端，韩国新加坡等作为第二梯队，而中国和东盟国家则成为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的最下层。中国与东南亚成为产业链中的同一级，产品差异性不大。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的角色在近几年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力的增强，以及主动的“腾笼换鸟”，使得中国脱离了价值链底层，目前正在往第二梯队靠近。从新加坡视角看来，这种产业结构上的不均衡正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粘合剂。新加坡、中国、东盟其他国家的梯队关系避免了产业上的竞争――中国可承接新加坡的产业转移，而东盟其他国家则可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则充当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在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间成为了一颗自由的棋子。
“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的互补性是非常明显的，”潘国驹说，“比如东盟的石油、橡胶及煤等自然资源是中国非常需要的，中国对东盟出口的机电产品最近呈现大幅上升趋势，这说明双方出口的产品已呈现出差异化趋势，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产业升级参与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
在潘国驹看来，中国和新加坡都将从东盟自贸区获得产业升级的机遇。“新加坡的制药、电子技术和石化产业占有比较大的优势，比周边国家发展快了近20年，”潘国驹说，“但新加坡的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未来新加坡的定位是全球贸易港，不仅要发展高端科技，还要发展服务贸易，因此自身的制造业也面临升级转移。”近年来，新加坡和中国的产业合作园区发展势头很好，在完成本国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帮助了中国产业的升级，这就是产业合作的互惠效应。同样，中国也能通过东盟的产业转移实现自身的发展。
不需要“中国制造”之铭牌
有人说，将制造业中心转移去东盟，是出让“中国制造”的招牌，也就是将我们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拱手相让。
在新加坡学界看来，这显然是一个误区。潘国驹表示，对中国而言，最迫切的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地区，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带来的贸易逆差又特别容易引发贸易摩擦。“欧美国家愿意到中国投资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力便宜，但同东盟的劳动力相比还有质量的优势。但随着东盟自贸区的启动，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逐步减弱，有可能会出现东盟劳动力对中国进行逆输入的现象。”
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可能会在自贸区被放大，低端制造业的利润必然被进一步压缩，如果中国不将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同东盟国家直接竞争，最终双方都会在贸易战中败阵，沦为全球“食物链”的牺牲品。对中国来说，这未尝不是一次契机，由东盟自由贸易区“倒逼”产业升级。
外界曾对中国制造业转移至东盟有所疑虑，认为中国的中西部还未充分发展，对承接制造业转移也颇有热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优先向中西部转移而不是东盟，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制造”的优势。黎良福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说，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东盟国家不一定持开放态度，尤其是起步阶段，中国转移出的产业可能会是一些高污染、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不高的产业，或许还会引起东盟国家的反弹。但长远看，中国产业转移最合理的地区还是东盟，中西部有自己的特点，环境比较脆弱，但旅游资源和农业基础比较好，不一定非得做产业承接，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黎良福提出，产业转移的区域选择应该由企业家自主决定，而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政策和环境的支撑。如果政府在制度和融资方面为中小企提供支持，中国制造业最终会走上成功的道路。
近年来，国际产业转移进入新阶段，西方国家开始将制造业产业链的中高端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西方大型的跨国公司逐步将研发环节下移，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产业也集中于电子、通信、汽车、机电、医药、化工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应牢牢抓住这一机遇，整合中高端产业链，形成群集效应，毫不犹豫转移低端制造业，集中做好产品的研发和营销。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并不需要“中国制造”的铭牌，潘国驹教授认为新加坡从未惧怕过“中国制造”，中国也不必对“东盟制造”有恐惧心理，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虽然产业转移是“中国制造”升级的一个快速通道，但显然，这不是制造业升级的唯一变量，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导致制造业的强盛。经济学告诉我们，若仅进行简单的地域性搬迁，没有国内大环境的配合，通过产业转移升级制造业也是空中楼阁。
“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内竞争还不是很规范，很难保证企业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而并不完善的法治环境又加剧了企业自我发展的困境。”潘国驹善意地提醒道，“在资金和创新人才都较为缺乏的现状下，中国的中小企很难独力完成产业的升级，因此产业升级对企业来说成为一种负担。这或许就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或者能成为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外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