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上半期美国商人汇票与鸦片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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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19世纪上半期对华鸦片走私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方便、高效的资本汇划手段以转移鸦片走私利润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提高。美国商人从1810-11年度起向广州市场提供汇票,受到了鸦片走私商人的广泛欢迎和大量使用。通过汇票对鸦片走私贸易的渗透,美国商人参与到印度鸦片对华走私的利益分配链条中,分享到大量鸦片走私利润,并开始扭转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这也是美国推行金融贸易一体化战略的学习和开始。

[关键词] 美国商人汇票 对华鸦片走私

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汇票是指“一人向另一人签发的、要求该人即期或远期向指定的人或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支付命令。”从1820年代开始,广州贸易由现金交易为基础逐步转为以信用交易为基础,美国商人汇票成为广州市场上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美国商人籍此减少了对白银等硬通货的使用,降低了贸易成本,提高了贸易效率。同时,汇票在广州市场上的使用大大便利了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和交易,提供了一种将鸦片利润汇划回印度和英国的既经济又便捷的手段,从而缩短了鸦片贩子资本周转时间,提高了资本利用率,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鸦片走私规模。这样,美国商人汇票的使用,以一种更加复杂和隐蔽的方式推进了对华鸦片贸易,可以称作另一种形式的鸦片走私。

一、美国商人汇票对鸦片走私的渗透

以1816-17年度为限,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出口货物由棉花转换成了鸦片,对华鸦片走私量及额度急剧增长。1816-17年度到1829-30年度,对华鸦片输出量翻了4倍多,价值达到了1200多万银元;而进行1830年代以后,走私量更是急剧增长,最高量突破30000箱,价值一度达到1532万多银元。同时,广州市场多用白银支付鸦片价款,大量的鸦片走私以白银作为表现形式流出中国。但是清政府严禁白银出口,售卖鸦片所得到的白银运出广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困难。这样,鸦片商人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资金结算汇划手段,将鸦片走私获得的白银经济地、高效地汇回印度或英国,美国商人运往广州市场的汇票就提供了这种便利。

首先向广州市场提供汇票的是美国商行是帕金斯洋行(Perkins & Co.),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由1830年3月22日利物浦商人瑟内尼(Thomas Thornely)在下议院接受特选委员会质询时所作证词可知,帕金森洋行的大班顾盛(John P Cushing)从1810-11贸易年度起,就以1两白银兑5先令6又2/3便士的汇率,出具为期6个月的汇票,并且这些汇票被鸦片走私商人大量使用。

关于美国商人向广州市场提供的伦敦汇票的规模,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统计在皮特金《美国商业数据评论》中给出。据载,1818-19年度为200000银元;1826-27年度为400000银元;1827-28年度为300000银元;1828-29年度为657000银元;1829-30年度为423656银元;1830-31年度为1168500银元;1831-32年度,为667252银元;1832-33年度,为4772516银元。

总体来讲,美国商人提供的伦敦汇票已经成为广州市场上除银元之外的重要的支付手段和信用方式。也有估计认为1827年到1833年美国商人共向广州市场提供了900万银元的伦敦汇票。旗昌洋行的合伙人福士(Robert B. Forbes)在1844年向波士顿商界介绍中国贸易情形时说,在1830年代以后,美国商船向广州市场提供的商品主要是美国棉纺品、银元和伦敦汇票。福士称,“(1842年)东印度公司让渡了400万银元的汇票,同时,美国商人约有300万银元的伦敦汇票,主要售给英国商人,以便将鸦片和其他货物的售款汇划回国。”

二、美国商人汇票对广州贸易的影响

(一)替代白银,节约了贸易成本。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美贸易中,汇票起到了重要作用,和鸦片一起成为美国商人在广州贸易中支付中国货物价款的主要手段,从而得到了广泛使用。

根据统计,在1805年到1833年的28年间,共有896艘次的美国商船抵达广州,美国商人购买中国货物总额达到4000万银元,而对华主要输出货物是鸦片,达2000万银元。“我们用于支付中国货物的价款,部分是棉纺品、人参和铅,但最主要的是银行家出具的票据,通常由他们在美国的人签发给对外贸易商。他们借出去的只是信用而不用真金白银,当票据签发后可以用于支付远方贸易地点的货物。”可见,美国商人支付中国商品的价款,除了向中国售出的鸦片、棉花等货款外,主要是汇票。

汇票和鸦片一并作用,节省了白银等大量硬通货,逐渐改变了广州贸易中有利于中国的贸易结余。英、美等国商人不再为苦苦寻找能为中国市场接受的盈利商品而烦恼,他们只需运来鸦片和棉花,所需的资本可以用汇票来支付;而中国方面向反方向发展。在英国机器棉纺品的竞争和贸易政策的保护下,中国土产棉布的出口受到极大遏制。茶、丝的大量出口仍不能平衡所进口的鸦片和棉花,只能用白银等硬通货来支付。在1828-29年度之前,在中西贸易关系中,总会出现有利于中国的贸易盈余,大量白银尤其是银币由欧洲运往中国。虽然在1819年两广总督阮元下令限制银币的外流,只允许3/10的进口银币用于再出口,但视白银为财富的清政府直到1833年才出台禁止白银出口的政策。1828到1840年运到中国的白银总数不再超过7303841银元,但是同时期的白银外流量达到26618815银元,其中25548205元以纹银的形式流出,3616996元以黄金的形式流出。“鸦片进口量的增加是这种外流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并不存在足以补充逆差的大型银矿(除了支付鸦片),如此大规模的白银外流是不可能出现的。”

(二)规避了弱势美元的贸易风险,增强了美国商人实力。

连结不同国家的远距离贸易总是面临着不同的通货体系,贸易的顺利进行需要借助流通性和接受度较高的货币。对美国商人来讲,可在英国支付的标准银英镑汇票(Sterling Bills of Exchange),是一种理想的国际支付工具。

而美元自身处于一种弱势地位。1860年之前,美国是资本的进口国,也就是经常项目帐户上属于借贷者。国内西进运动和工商业发展造成了对资本的强烈需求,所以英镑处于较高的贴水水平。使用美元从事贸易时必须兑换成英镑,而兑换英镑必须付出高额的贴水,所以直接使用以英镑结算的伦敦汇票更为经济。美元――英镑的这种实际汇率水平随着美国经济发展步伐和收支平衡的结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

同时,由于金、银比价的变动,常使美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1789年7月通过的税收法案(The Revenue Act)规定1英镑可兑换4.444美元。如果以黄金为标准,按照各自的含金量1英镑可兑换4.566美元。依据1792年的铸币法案(The Coinage Act of 1792),1盎司纯金可兑换15盎司纯银,即金银的兑换比率为1:15。而此时欧洲的金价要高于美国,所以在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作用下,美国的黄金大多被运往欧洲,以期换取更多的白银。1834年,美国开始提高金价,国会规定了新的金银兑换比率,将金银兑换比率提高到1:16.002,到1837年又修正为1:15.988,直到1873年美国取消白银铸币。随着黄金的重新涌入美国,在实际上和法理上美国在1834年后逐步形成了金银复本位制。

通过有效规避金融风险,实际上就是增强了资本的有效购买力,美国商人的实力得到增强。在广州贸易中,美国商人开始发挥这种实力,运用汇票与东印度公司进行竞争,参与分享印度鸦片走私的利润。通过汇票,港脚商人的资本利用率提高,对华鸦片走私量迅猛增加。

虽然完全从金融的视角解读对华鸦片走私是片面的,但从中可以发现有益的启示。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重视贸易与金融的结合,所形成的海上金融贸易体系使得英国有效地组织起跨洲贸易,从而真正享受到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国竞争所需要攫取的海外资源。19世纪前半期从事对华鸦片走私的美国商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英国海上金融贸易体系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英国开创的金融贸易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组织模式成为美国所仿效和学习的对象,通过汇票参与印度鸦片对华走私正是这种仿效和学习的起始。

参考文献:

[1[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

[2]何思兵:《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