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和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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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势高峻，山路蜿蜒。我从小镇沙镇溪一路西行朝巴东方向而去。我攀上一座小煤矿。煤矿的入口在山的裂缝中，距离大路20来米，一小段铁轨从矿口穿过大路，向前30米到达一座有个妇女管理的煤炭倾卸场。倾卸场下面是一片供卡车停靠和装煤的空地，再下面是倒悬的农田和直下青干河的山坡。

两名矿工从矿井里冒出来，各自推着一辆装煤的推车到倾卸点。我向矿井入口走去，但看守人(现场唯一没有满身煤灰的人)挥手示意我走开。“危险，”他说，“煤车出来的速度很快。”

他带我到附近的一幢小楼，我们坐在门廊里闲聊。

这座私人矿井开了有10年了，看守说。有12个矿工6小时一班。矿井水平进入山体内800米到达矿层。矿工自己从缝隙中将煤挖出，装进推车，推去倾卸场。每拉满一车算钱，看运煤量多少，每月挣1000到2000元人民币。

矿主，也就是看守人的亲戚，在河上以每吨130元的价格卖出(每车约一吨煤)。他需要支付矿工的工资和到河边的运输费，外加支付的税金。煤被装上驳船后沿河而下到达武汉，马先生说。

“有钱可赚吗?”我问。

“赚得不多，不比从前了。”他说，这座矿日产约50吨煤，一天收入是6000元人民币。税收和成本很高，但这座矿在过去10年里已经赚了“几百万元”。老板在茅坪有一座大房子，那房子值“40多万元”。他说。这个价钱只是上海一套不错的公寓的零头，但在三峡地区则是富人的标志。

当天晚些时候，我参观了另一座更大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煤矿。当我走近矿口前面的空地时，一名矿工正背着一位受伤的同志出来，与此同时，另一个浑身煤灰如同黑人的矿工一瘸一拐地被人搀扶着出来。在这些露天煤矿，安全是大问题。这些小型的露天煤矿，几乎没有任何支撑，塌方随时可能发生。

“事故现在很少了，”站在矿口的一个人说，“所有的小型矿井都被关闭了。”

也许吧，不过我不会下矿。

我继续前行。旧泥瓦房的村舍渐渐成了主角，每座房子的前墙上都刷了标语。有一条是提倡计划生育的，还有一条是有关儿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偶尔还有一些唤起往昔岁月的古老标语。在这一带，我看见一条“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令我的眼眶因怀旧而湿润。不过我走过的多数地方，是即使对这些充满创造力和高效性的农民来说都没有什么农业用途的山岩。

一辆小面的从我身边经过，一名妇女从窗口扔出一张纸来，接着又是一张，车开走了。我捡起纸来，这是一张沙镇溪商店的传单，供应0.7元一斤(每人最多限购10斤)的大蒜，睡衣睡裤打8折，老姜、鸡蛋和食糖都有特价，5天有效。这是一种有趣的广告方式，直接把广告扔在路上。我的反应是将我路过的每张纸都捡起来，大概一共有50张，团成一团整齐地扔在路边别的垃圾旁。

我终于爬上了山顶，我的南面是青干河，绿色的，而北面是长江，褐色的。到处都是“不准乱砍乱伐”的标语。在一面巨大的山坡上有这样一条标语，4块方字板在绵延一公里的山坡上铺开：“封山育林”。我举双手赞同。因为在这一带，正如大别山地区，只能寄希望于人口数量下降。出生率已经下降，孩子们都离开了，更偏远的村庄在萎缩而相对贫瘠的梯田也变得越来越不值得料理。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森林有机会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梯田从坡面大致呈10到15度的峭壁的顶端延伸下来。我数了一数，在一面山坡上有80多座梯田，不过从我所处的位置而言，肯定会漏数处于我上方和下方一些梯田。房舍和农田就在梯田上方，山坡的边缘，在那里平整的土地分成很多小块，上下交错。

一路上有蝉鸣伴随着我，偶尔可以听见鸡啼和远处的爆破声：修路。沿着山路的某些地方，我在高压输电线下行走，它们把三峡大坝的电力输送到西南的重庆市。

我和一位姓周的干瘦老农坐了一会儿，他70多岁年纪，正看着他的花生晒太阳。我问他可否买一些。他摇摇头说：“这个不卖。但你可以带些走。”

他的妻子为我装了整整一袋花生。我问花生是否有益健康。

“哦，当然，”她说，“我们每天早上吃一些生的花生。”

这是一个明媚的夏天，天空湛蓝，空气纯净得如同在北美的乡村。我经过一些在阳光下闪动着光芒的村庄，其中一个村子叫“大浴池”，另一个叫“立直”。我经过一家小商店，上面写着“婚丧嫁娶一应俱全”。除了生小孩，服务都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