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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生姑苏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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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苏州,我们怀念的显然不仅仅是一座空城,而是遗失的精神家园。如同刺绣的银针在丝绸上划开一波波的水痕,如同掠过园林上空的那些飞鸟,我们知道它们从昨日而来,却不知道它们往何处而去。

你无处躲闪,在暮色渐浓的园林里,遍地都是记忆,满树都是魑魅。

杜丽娘紧随着你,转过假山,穿越竹林,踏上石桥,还是紧跟着,甩也甩不掉,仿佛你的影子定要你背负着它,仿佛回忆总是在暗处与你沉默对峙。“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草尖上,在寒露上,在屋檐下,在迷雾里,杜丽娘的声音一直飘散着,像她满头抓不住的青丝。杜丽娘的声音稚拙得很,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却还是隔着烟波,隔着画帘,像把锥子那样径直而准确地刺穿你。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园林加倍放大了杜丽娘的魅惑,她的神秘与哀愁,她几乎无须做出任何表情,就足以让我们知道,这是她的园林,我们不过是些过客。

在现代苏州的楼宇尽头,每天夜里杜丽娘都会重返故园。网师园的夜幕沉重浓厚,锣鼓声不过反衬着她的寂寥。在往事的迷障中,现实中的生活,似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实则又总是格格不入。

杜丽娘唱完,拈指浅笑的动作尚未定格,就忙不迭地转身掏手机。男友的短信发过来许久了,嘟嘟声被二胡掩盖了,旁人听不见,她却听得真切。他们吵架了,她刚刚发短信道歉,然后仓促地被催着上场。短信很快回复过来,她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来不及看,更来不及回,于是一面唱着“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一面惦念着,牵挂着,几次险些忘了词。不料,如此反而倒好,杜丽娘年少时,思念柳梦梅的时候,大约生生地正是如此满心忐忑,坐卧不宁,如此,倒是愈发传神了。仿若在古代,不慎坠落的墨滴,在宣纸上氤氲开,几乎毁了整幅画,而画师往往不及追悔,只得凝神回想,再灼几朵梅花,反倒成就了神来之笔。然而,杜丽娘终究还是失望了。手机上显示的,不过是中国移动的一句缴费的提醒,催得她心烦意乱,催老了她的年华。她问身边的丫鬟:“他真的不理我了吗?”

“他真的不理我了吗?”几千年来,杜丽娘们就是这样一遍遍追问着柳梦梅们。在荒凉的园林里,只有寒雀离枝而去,无人回答。而这园林,也无非只是城市人海中的一粒微尘,轻而易举便可以淹没她的声音,她对园林外世界的想象。

园林外的世界,与杜丽娘之间,不仅仅隔着一道爬满青苔的高墙。

杜丽娘每夜在苏州还魂,其实绝非偶然。在中国,从未有一座城市像苏州这样,在并不辽阔的空间之内,拥有如此密集典雅的私家园林,并且极其熨帖地将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与精神内涵融为一体。

中国的两座以“天堂”命名的城市,拥有迥异的城市结构.

杭州是放射性的,以湖山为中心辐射出整座城市,如同一个同心圆。苏州的格局则是相互交错的,如同拼图,如同齿轮,环环相扣,每一座园林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与此同时,这些亭台水榭与草木阴翳又连接在一起,勾勒出城市的光晕。人们在经营自家的园林的时候,原本并没有对城市进行过整体规划与思考,然而,依靠园林的散点组合,在车马流水的城市中,苏州还是营造出类似于乡村隐逸的奇特氛围,形成城市现实与乡村想象交错的格局。这些参差的园林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活的层次,而且蔓延出整座城市的气韵。古典主义精神共通的底色,令所有差异都握手言和了。在马可波罗漫游中国的时代,民谚对这个国家的生活有过一些理想化的表述:“生在苏州,住在杭州,食在广州,死在柳州。”在这座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传统城市中,商业社会的成型促成了生活的发达。

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渗进城市的肌理,最终进入中国人的日常世界。生活的节奏开始与城市的变迁共振,深刻地影响着苏州城的新格局。

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注意到,“明代后期,苏州作为纺织品消费和生产的中心继续超过杭州。城内挤满了有钱人的豪华园林住宅、高技艺工匠的奢侈品作坊、贩卖钜额货物进出苏州的巨商大贾们的仓库货栈和水上桥梁;这些桥梁不仅把整个城市连在一起,而且还成为固定的日工招雇点。……雇佣劳动的集中,满足了苏州作为全国贸易网的中心的需要。”更具冒险精神的商人开始取代乏味的政客,新生力量开始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人们小心翼翼地拿捏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帝国的副都金陵相比,他们宁愿留在苏州。姑苏有着同样的繁华,却更添别样的闲雅。于是,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设想,规划新的城市生态,在帝国的重镇苏州,城市不再仅仅为防御和人口管理而设,现在的城市将为商业贸易的通畅和便利而服务。

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本身,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发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际关系,也随着纺织业的发展而发生位移,他重述了那个极富诗意的古老苏州:“在五月小满的那天,街道上聚集着来自附近市镇和周围乡村的农民,他们在这里出售‘新丝’;来自于不同村庄的朋友和亲戚聚集在这里,蛋糕、水果、鱼类、猪腿和鲜花在街道上出售。这个特殊的节日,在农民繁重的农田工作结束的时候举行,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密切交流。”通过商业的促动,城市在与乡村的区分中确立了自身的定位。

交通的发达,人口的流动,也为苏州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便利。历史学家李伯重做过估算,当时江南的航行速度,客船为每日80―90里,一日之内可以到达苏州所有市镇,大多数地方则只需半日。货船速度则为每日40里,可以在一日的航程内覆盖苏州70%的市镇。与此同时,人群不断向城市聚集,到清代,苏州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康熙年间,孙嘉淦南下,见到了那时商业无比繁华的苏州,在《南游记》中,他惊叹:“闾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纺织业作为苏州经济的主业,促成了商品的流通,也为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需求和物质上的保证,城市的功能得以凸显,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成为市民。

苏州是帝国的老牌都会,从前是天下农业的中心,“苏湖熟,天下足”,此刻却已经深陷商业的迷障,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城市都注视着它,它在商业实验上的成败,决定着其他城市未来的选择和命运。

迈克尔•马默说:“生活在以苏州为中心的体系中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区域)体系的生活水平。”在鱼米之乡的蜕变过程中,有太多利润的增长点,更有太多迭起的悲喜剧,刺绣或者缂丝,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其实都只是城市进化的一个侧影罢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把种植水稻改成种桑树,把养鱼改成养蚕,农耕的根本并未发生变化。在现代来临之前,中国人一向对改变极为忌惮,因此养成了忍辱苟活的习惯。于是,人们也因此不得不时常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觊觎新生的产业带来的高额利润,又固执地试图恪守自身固有的生活方式,以为鱼和熊掌可以两全,打算从中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

手工业比政治更早地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这些因商业利润刺激的技术变革,是中国人自行探索现代化之路的开始,尽管这样的开始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基于最基本的生产与贸易实践而开始的,远比后来书生们屡次纸上谈兵的政治变法和社会改革来得更自然,也更实际。

在传统手工业向近代工业化转换的过程中,士绅阶层们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明代是手工业发展极为重要的转折期,苏州的文人们前赴后继地加入了这场民间运动,唐伯虎们的吴门画派兴起,为诸如刺绣、缂丝之类的手工业注射了强有力的一针兴奋剂。卜正民分析当时的文人风潮说,“商业贸易扩大了士绅生活圈子里的货品种类,对此,士绅们并不抗拒。他们愉快地将这些货品吸纳到他们鉴赏精致物品的文化消闲活动之内,这也同时刺激了货品的生产。”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间艺术与士绅阶层发生关联,最终在苏州孕育出奇特的果实。

苏州人对手工业的态度,无疑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城市营造的方式。《考工记》认为,一件精美工艺品的成型,离不开四种元素的融合,“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这个崇尚形而上思维的国度,无论是制作一件器物,还是营造一座城市,无论是经营城市,还是进展生活,其实都遵循着同样的尺度和原则。

在园林与手工业之间,苏州维系着城市天平的内在平衡。以至于1840年代Robert

Fortune造访苏州时,近乎夸张地描述:“每一件出色的东西都来自苏州,优美的图画、精细的雕刻、精美的丝绸和优雅的女士。”他的惊叹代表了那一代外来旅行者的共识,在他们的意识中,苏州就是中国的缩影,苏州的生活,代表了中国人内心世界所向往的闲适与精致,这种生活追求即便在晚清民国的动荡之中依然没有全部瓦解,人们总是会找到适当的间隙来频繁地表达对于古老生活的虔诚。

过往的烟云散去太久,于是愈发难以捉摸。利奥塔曾经预言,“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种特征的重写。”对于中国最传统的都市苏州而言,“重写”之路已经进展了一个世纪,人们对传统的态度更加暧昧不堪,像沙朗•佐京(Sharon

Zukin)所断言的那样,在旧的都市结构发生改变的过程中,滋生出新的城市结构。然而,历史与现实如何嫁接,过去与现在又如何相处,没有人知道答案。

费孝通在《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中,曾分析过手工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独特价值:“农村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使农业劳动力有用武之地,从而保持地方经济的健全。”而传统机制之所以失常甚至崩溃,其原因在于“一个重要的齿轮――农村手工业脱落了”。中国人对城市的畸形向往,最终葬送了乡土气质,甚至东方精神。

当我们今日前往苏州,在夜晚的园林里辗转的时候,就能分明地体会到历史与现实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园林都成为纯粹的旅游景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不过在进一步确认我们与传统的距离,园林是前人的遗产,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古人的悲欢。我们无法理解杜丽娘的情感,也无法理解古人经营园林的那些预谋许久的点睛之笔。那些传统工艺也无不沦为一袭脆弱的背景铺设,技艺近乎失传,被无比尊崇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的悄然退场,更意味着这座城市生活方式的本质位移。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远离了古老的苏州,也远离了旧时的生活。我们怀念,并不是因为无端的怀旧,或者毫无骨气的对传统的媚骨,而是因为被颠覆的记忆。我们越是追逐现世的利益,反而就越会远离现实。中国人对精致生活的考量,对内心世界的追求,都被这个时代无情地淹没了。因此我们怀念苏州,我们怀念的显然不仅仅是一座空城,而是遗失的精神家园。那座逝去的城市,与我们的记忆一再勾连在一起,如同刺绣的银针在丝绸上划开一波波的水痕,如同掠过园林上空的那些飞鸟,我们知道它们从昨日而来,却不知道它们往何处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