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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民生投资性支出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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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在规范的分税制管理体制的背景下,利用安徽省1994-2010年的数据,对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进行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具有长期和短期并存的积极影响,并提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入进行规范的分税制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民生投资性支出 误差修正模型

引言

分税制适合于地方政府分权政体,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典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体制模式。我国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科学化,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些弊端和修正。自从我国的税收体制由大包干体制逐渐向规范的分税制过渡,财权也逐渐由地方政府转向中央政府。虽然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地方政府是提供本辖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体,这就出现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格局。

邓子基(2012)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应该统一,就每一具体的地方政府而言,它负担多大的支出责任,获取哪些财政收入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易办到的,可以做到的只是事权与财力的基本一致。崔运政(2011)通过将我国的现状与国际横向比较认为,现阶段我国无论是分权过度还是不足都是伪命题,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财权与事权相统一、财力与支配责任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央政府没有必要保持过高的财政集中度。

传统分权理论源于Tibout思想,他认为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以及一系列的假定成立的条件下,公民“用脚投票”的能力导致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竞争力,从而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效率的提高。

周克清等(2011)在对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技投入之间关系研究的过程中,采用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水平,但是在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偏差。傅勇(2010)在财政分权体制的背景下研究政府治理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显著降低了基础教育的质量,同时也减少了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邢祖礼、邓朝春(2012)在研究财政分权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中,利用1995-2003年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扩大分权有损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保持农村义务教育财权和事权的适当集中是必要的。刘津晨、姜腾岚(2012)通过对我国水利发展状况的描述和对地方政府投资水利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水利投资效率低下并给予扩大水利投资资金来源,健全水利投资机制,提高水利投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等政策建议。宁家耀、吴自强(2012)通过对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发现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导致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省级的权利和资源与县级政府相比更容易被地方政府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要比省间的流动性强,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更强。我国未来财政体制发展的趋势是逐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张馨(1999)认为公共财政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和模式。显然,公共财政体制是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服务应该是以关乎到老百姓福利水平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公共服务,这些民生公共服务应该是整体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必需品。

总理在2009年和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社会保障以及政策补贴的财政支出为民生支出。其中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为民生投资性支出。洪源(2009)对我国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1985-200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格兰杰检验表明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较明显的互补关系。李建强(2010)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中居民所具有的特点,在最优消费理论分析的框架下引入政府民生支出,利用1978-2008年期间相关数据进行动态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民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而投资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转移性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民生投资性支出的变动必然会牵动众多民众的福利水平的提高。在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大背景下,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也将会受到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进行研究的重点。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张晏和龚六堂(2005)、孙群力(2009)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模型设定为:

lnPGt=α1+α2lnDCt+lnControlt

按照Engle and Granger(1987)提出的E-G二分法,如果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可以进行短期分析,上述模型可以设定为误差修正模型:

lnPGt=β1+β2lnDCt+β3lnControlt+ECMt

其中,PGt为人均民生投资性支出、DCt为财政分权度以及约束变量Controlt。人均民生投资性支出以人均科教文卫支出之和为变量,财政分权度以安徽省人均财政支出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比重为变量,约束变量以与科教文卫支出相关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变量,数据的样本空间选择1994-2010年间的数据。

实证分析

(一)实证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各变量是同阶单整,那么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各变量均采用ADF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未通过检验存在单位根。对各变量进行二阶差分后,再次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均为平稳序列,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如表1所示。

经过上述平稳性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要验证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还应对变量进行OLS回归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则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2为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通过表2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各变量存在长期关系并得到协整方程为:

LnPG=5.290427+2.31089lnDC+0.056514lnControl

T值=(14.62032) (5.281834) (2.639593)

在得到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之间的长期关系之后,为进一步验证这种关系的稳定性,本文还要构建它们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短期分析。表3为民生投资性支出与财政分权的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ECMt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分权对民生投资性支出的误差纠正机制发生,即财政分权为民生投资性支出的短期原因,进一步证实了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

(二)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对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存在长期和短期影响。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财政分权对安徽省的民生投资性支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即财政分权会促进安徽省民生投资性支出的增加。从影响的程度来看,财政分权对安徽省民生投资性支出的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即随着现行的财政制度的深化改革安徽省民生投资性支出将会大大增加。从社会保障支出对安徽省民生投资性支出的影响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变化对民生投资性支出变化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即会产生“联动效应”。而从短期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对民生投资性支出的影响表现得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作用在短期内不会体现出明显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了非经济性公共产品对于老百姓福利水平的提高在短期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政策建议

(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虽然以不低于8%的速度高速运转,但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远不如从前。政府也在积极地进行结构性改革,而财政支出结构也是改革的重点。面对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政府为了使经济在稳定中求发展,由原来的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投资、消费和出口均衡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必然会使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变化,那么如何使每一项财政支出发挥其最大作用成为了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内需不足是个不争的事实,而消费水平的高低又是福利水平的具体体现。因此,在这多种压力的驱使下,提高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支出不但涉及到老百姓基本福利水平的提高,还会缓解他们的消费顾虑,从而增加消费,进而促进经济总体水平的上升。

(二)深化规范的分税制改革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的民生投资性支出具有正面的影响,而民生投资性支出又对老百姓的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深化规范的分税制改革不但有利于经济转型,而且更有利于公共财政体制的构建。建立完善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分税制,优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分配是今后分税制改革的重点,只有这样,中央政府在提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在提供辖区内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达到有效的供给。

(三)完善与构建相关的制度

当前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的财权,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转向所需的项目和地方。转移支付通道的不畅通和存在的弊端,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完善当前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成为这条通道流通顺畅的关键。就一般性转移支付来说,重点、难点依然在农村,在逐步构建新农村建设的框架下,应该增加在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公共卫生体系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等方面的支出。这些方面的支出对农村未来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是有长远意义的,应该尽可能让每一国民在起点上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此外,安徽省是中部地区以及连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中间地带,而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构建合理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也就成为了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邓子基.邓子基财政文选(第五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

2.崔运政.我国财政分权程度的实证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11(10)

3.周克清,刘海二,吴碧英.财政分权对地方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11(10)

4.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8)

5.邢祖礼,邓朝春.财政分权与农村义务教育研究—基于财政自给度视角[J].中国经济问题,2012(4)

6.刘津晨,姜腾岚.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投资问题研究—基于水利投资的分析[J].中国市场,2012(22)

7.宁家耀,吴自强.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J].南通大学学报,2012(2)

8.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9.洪源.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理论诠释与中国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9(10)

10.李建强.政府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检验[J].财经研究,2010(36)

11.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2)

12.孙群力.地区差距、财政分权与中国地方政府规模[J].财贸经济,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