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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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处于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1]。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约378人民币①发展到2010年的超过4,000美元。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未来如何发展，贫富差距能否得到缓解，在当前严峻的国内宏观经济局势下很难得到准确的预测。

解决“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一个新问题，也并非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其内部矛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且常常受到外界因素的极大干扰和影响。宏观经济局势的恶化可以加剧这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基本良好，但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极度膨胀的房地产业带来的高房价问题和金融危机带来的高通货膨胀率问题等。如果说在没有出现当前高房价和高通胀压力的情况下，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道非常困难的问题的话，那么，当前解决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棘手和难以预测。应该说，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问题包括长期存在的矛盾和最新形成的问题。国内很多学者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和总结，然而，笔者认为，当前解决这种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新挑战，这些新挑战有可能加剧这种问题的恶性循环，如果不加以及时处理和解决，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将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始于2008年前后。目前，学术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关于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的讨论；二是对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理论分析；三是中国在“中等收入陷阱”方面面临的挑战和表现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众多的文献当中，后者的研究占据了多数。

在可查询的文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者[2]。他在《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一文中提到，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防止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 应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以推动公平再分配的切入点，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改善收入分配，超越现实面对的“低中等收入陷阱”。随后，美国学者纳维卡・辛格发表文章，对中国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论证，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中国在寻求稳定增长的过程中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增加流动性困难以及能源和自然资源供给缺乏。[3]

周学认为，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阻碍和困扰。他提出了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和内需不足的方法和对策。[4] 郑秉文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1] 刘伟通过分析马来西亚为什么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认为，中国也存在着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经济长期徘徊或增长缓慢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着很多矛盾，各个方面（如社会、能源、环境等）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也在增加，但中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能较好地改善和解决各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矛盾，中国便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更高的水平。[5] 刘旭青认为，当前，我国现有的发展方式制约了需求的增长、限制了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不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扭曲了资金、资源的配置，环境代价过高。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和消费模式升级，鼓励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6] 蔡认为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面临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7] 陈亮认为，中国正处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建立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加速衰减态势凸显，比较优势理论也日益显露出对发展中国家指导作用上的阶段性和局限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体系下的经济发展将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以产业转型为跨越途径，着力提升国际分工位势；以加大创新投入为契机，着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保障，着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助力。[8] 张卓元认为，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必须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要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不再通过大规模粗放扩张追求经济的两位数增长。[9]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新挑战

当前，由于高房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凸显出一些新的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高房价造成行业资本进一步垄断，不利于房地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剧贫富分化和“中等收入陷阱”难题。住房与其他阶段的主导消费品，如农产品、轻纺产品、服务等不同, 具有价格易升难降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供求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与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农产品市场和接近垄断竞争市场的轻纺产品市场相比，房地产市场接近于寡头垄断市场，或者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之间，其特点是房价有较大粘性。价格的粘性可能造成房价的居高不下，近年来持续的高房价说明了这一点。在高房价的面前，真正受益的是房地产企业和高收入者。近年来房地产企业发起了囤地、扩张性开发等行动，将房地产业发展成一个暴力行业。与此同时，房价的持续高涨增加了消费者对房价高涨的预期，带来了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的产生。而这种投机行为几乎只有高收入人群才可以享受，普通老百姓很难涉足。这种市场垄断和消费垄断行为势必扰乱市场的自发调解功能，影响财富的分配格局，加剧贫富分化现象。

从长远来看，高房价带来的企业的高收益和高收入人群的投机行为不利于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性质和政府宏观政策的严厉，房地产业的垄断地位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才能得以维持。而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还很不成熟，在宏观政策的约束下很容易出现资金链的断裂。从目前来看，我国房地产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不断增加，包括房地产企业和个人住房贷款都呈现出高涨的态势。这势必会加重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从房地产总的贷款比例来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例较高，并有小幅上升趋势。从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可以看出，2001年，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仅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9.98%，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18.25%（如图1）。这说明，银行贷款是房地产的主要融资渠道。我国房地产业的融资结构中直接和间接来自银行贷款的比重大约占55%，超过30%～40%的国际水平。[10] 如果加上开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施工企业垫资中的银行贷款部分、预收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部分，银行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比例更高。

而近年来，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房地产贷款余额比重也较大，且增幅远远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增幅。此外，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增速均高于房地产企业贷款增速，均在10%以上，最高时为2001年，达到68.82%的增幅（如图2）。这两项数据均说明了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发展的潜在空间非常巨大，但这种发展空间势必使由于某种因素强制拉动的，而不是市场自发的表现。

在当前房地产行业投资过热的时期，我们很难相信房地产行业中不存在泡沫。一旦这些泡沫破裂，带来的将是经济的衰退。不论是从较早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东南亚部分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并成为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我国现有发展方式无论在资源、资金，还是人才上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目前，尽管政府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早有预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但这些都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高房价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显得更加模糊。

第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高涨极易引发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稳定。当前，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远不能用货币流动性过剩等解释，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高涨所引起的“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开始日益显现。通过观察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走向可以看出，房地产价格指数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见图3），两者有着极大的联动作用。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是由江苏省银监局局长于学军在其2007年的学术著作中首次提到的。他认为，1995年之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提高，外贸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凸现，尤其是近几年“外需”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动力。于是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特点为：同样感到钱多了（所谓流动性过剩），同样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膨胀，同样是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但消费价格指数却增长较低。此外就是房地产等资产类价格涨势更猛，包括黄金、翡翠、陈年葡萄酒、普洱茶、红木家具等均已成倍、甚至几百倍上涨，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类物品，有过多的货币追逐，自然会引起价格翻番――这实际就是通常我们所讲的“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与流动性过剩是相互联系并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姊妹。如果我们仍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尺度来衡量通货膨胀时，显然就会陷入一个误区。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用全新视角来看待通货膨胀问题时，就会得出一个“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的新概念，即货币的过多发行更多体现在资产类物品的价格上涨中，如房地产等价格飞涨。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与其他类型的通货膨胀相比，其本质相同，根源也在货币，但货币过多投放的成因及结构却并不相同[11]。

因此，房地产等资本市场是吸收资金的重要阵地。由于房地产价格指数至今还没有纳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中，我们往往将其作为投资领域。但当大部分人都参与进来的时候，这种吸纳资金的效应就不仅仅是投资所能体现出来的。当人们将储蓄用来购买房产时，这种行为就已经是消费行为了。高房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亚于食品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众所周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适当的通货压力是允许的。但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高涨，使得资金的流动性加大，资金的流量增多，造成资金的泛滥和通货膨胀压力的持续积累。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房地产业释放出一些资金的话，这种资产泡沫型通货膨胀很难得到改观，这势必会造成通胀压力的增大，社会稳定也难以得到保障。

第三，产业转移面临新的难题。产业转移具有强大的经济福利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这些效应包括产业转移的结构升级效应、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转移的就业效应和城市化效应等。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是地区之间产业发展差距造成的，因此，国内产业区域转移是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必要手段[12]。产业转移战略是提高我国经济效应、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步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佳途径。通过将东部成熟产业或西部成熟产业转移到西部或东部，可以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加快自身发展，协调地区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但是，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使产业转移战略面临的新的问题。一方面，地区发展的非均衡进一步拉大，产业转移需要花费较大的成本和资源；另一方面，高房价加剧了行业的垄断和资金的流动失衡，影响了资金的合理流向，不利于产业的转移。

此外，目前的高房价透露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的稀缺。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的产业转移。

第四，高房价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利于房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当前，房地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是极不成熟和高能耗的产业之一。在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各国追求的发展目标之一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将低效率和高能耗的产业转型为高效率和低能耗的产业，事关整个产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低碳房地产是房地产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发展低碳房地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需要技术的创新、政策的扶持和大量资金的投入等。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高涨造成了社会需求的紊乱。一方面，高房价让一部分消费者在房地产门槛前止步，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另一方面，高房价引发的“限购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需求，也加剧了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的断裂。这将严重影响房地产业的结构转型和升级。因此，房地产业要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资金的短缺和技术的瓶颈。只有通过创新房地产金融工具，拓展房地产融资渠道以及加快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才可能实现这种转型和升级。

第五，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受到极大的抑制。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了“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体制建设的不完善造成的行业垄断。如房地产暴利使得各类投机行为盛行，高收入者将收入投进这一领域而得到巨额回报，而绝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却止于这类消费，或者倾注全力成为“房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改善中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生活负担，相对地降低了他们的其他消费。这样既没有拉动应有的内需，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加大政府的合理调控力度，加强政府调控的效率和范围，避免投资过热

在我国，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当前，我国政府为了防范通货膨胀的恶化采取了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应该说效果还是有的。但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力度还不够，效率偏低，还有待加强。以房地产领域为例，目前，政府采取的房屋“限购”政策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范围不广。该政策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后续的调控空间和任务还很大。

宏观政策的实施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要平衡好市场的当前情况和预期表现。在相关政策上，政府要充分考虑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合理掌握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决不能本末倒置，随意调整。笔者认为，2008年全球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当前通货膨胀。由于银行利率在危机后下降，导致房地产企业和消费者贷款的增多，而一旦这些资金进入房地产，会随着房价的高涨而滞留在内，不能释放出来。因此，在今后的宏观调控当中，政府应该加大资产价格的调控，避免大量的资金再次涌入房地产等资产领域。此外，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有针对性地实行行业政策，完善中等收入人群的分配格局。

（二）加强民生工程建设，稳定物价，提高居民的工资水平

近几年，我国物价总水平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速度，劳动者的相对购买力和购买量下降了，这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物价总水平的不断攀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价格上升，促使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出现了困难，这会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最终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所以政府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力度，从最基本的环节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方式和数量，从而打破要素供应链的“多米诺”效应。笔者认为，目前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菜篮子、粮食生产和流通、住房供给制度的改革上，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稳定物价的基础。同时，必须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偏低的趋势，特别是要建立工资收入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制衡机制，使工资的增长幅度与物价的波动保持动态的平衡，保证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同时继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岗位，完善劳动力的就业的服务和咨询制度。

（三）转变包括住房消费在内的消费方式，准确把握内需的扩大

我国目前居民的消费方式和观念走上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是以城市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为主的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另一个是农村居民为主的低端消费和滞后消费。住房是刚性需求，是居民的生活必须，本应是普通的消费品，可是在我国它却成了奢侈消费和超过居民现有购买力很多倍的消费。加上人们传统的、固有的“有房才有家”的观念，这种消费方式和观念直接刺激了需求，影响了供给。由于需求往往比供给增长的多，于是这种消费后的压力却要持续很多年才能化解。所以，转变包括住房消费在内的消费方式和观念，就要求减少以城市中等收入以上人群为主的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消费率的降低必然会给市场释放出需求减少的信号，房企的供给也会相应减少，通货膨胀的泡沫会有所降低。农村居民消费是低端、滞后的消费，但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储率在不断提高，与其说积累多、消费少，还不如说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和农民面临的诸多风险所致。所以，扩大内需必须将内需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化，不能把住房的需求当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实现形式，而要把握居民科学消费方式、内容、投向。其中最关键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控制部分人群的投机性虚假消费、超前消费，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使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协调拉动作用真正得到发挥。

（四）适时推进房地产等金融体制改革，优化资金传导机制

社会财富的分配能否公平而有效地实现，常常依赖于资金的传导机制。一个成熟的社会体制，资金传导机制的建设更容易体现其经济效率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不是很成熟，在资金传导机制建设上还存在很大的漏洞。以房地产市场为例，过度高涨的房价极易引发资金的流动性过剩，在没有成熟而稳定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很难在短时间内疏散这种资金。一旦引发通货膨胀，这种压力也将是长期的。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认为，流动性就是指金融资产转化为现金的能力。格林斯潘甚至直接说金融资产就是流动性，因为现在金融市场很发达，金融资产随时都可以变现。就此而言，股市和楼市的价格高涨，意味着创造了流动性[13]。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高涨，也就是减缓资金的流动性和缓解通货膨胀。但是，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不成熟，金融衍生工具太少，效率也不高，因此房地产价格高涨带来的不仅是流动性的加大，而且还有资金的滞留。也就是说，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稀缺，当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后，会随着价格的高涨而无法退出资产领域回归到市场上来。这样就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也会使政府的政策失灵。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发展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克鲁格曼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高速，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这种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带来的高速增长，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必将导致泡沫经济。亚洲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远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是引起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大量资源消耗为特点的投入型增长模式。在这种增长模式中，要保持高速度，就必须快速而大量地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但由于经济效益低，过多的投入会引起需求过度，从而导致需求过度型短缺和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消除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有赖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投入型增长模式转变为效益型增长模式[14]。为此，在当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我们要早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最急迫的，也是最重要的。

（六）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林毅夫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中国在工业革命后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国家也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创新[15]。因此，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从根源上着手，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引领经济的大发展，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