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豁免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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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近年，核能被称为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成为许多国家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21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的核事故向人们敲响了重新审视核能的警钟，也给法学界提出了新课题。核能开发利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核事故的损害赔偿制度已成为全世界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为此，我们献上在该领域中颇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飨读者，期望能对中国核能利用的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主持人介绍】黄锡生，江西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英国牛津大学（2007年8月-2008年8月）和美国波士顿大学（2000年7月-2001年4月）访问学者。重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部环境资源法制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十一五”重点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学科负责人，重庆市精品课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负责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常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副会长，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西部开发法律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领导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重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全国优秀博士论文通讯评审专家，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项目通讯评审专家。重庆大学首席法律顾问，重庆博凯律师事务所资深顾问律师。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经济法学和民商法学的教学、研究与法律实务。出版专著8部，主编教材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获省部级科研奖3项；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课题16项。重庆大学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2003年10月获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2006年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6年荣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7年被评为“第四批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2008年8月被评为“重庆市第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2009年1月获“重庆市首批高等学校优秀人才资助计划”入选者。

摘要：基于保护受害人和促进核工业发展的考虑，豁免供应商对第三方的核损害赔偿责任成为国际惯例。但在实践中，责任豁免的范围被扩大到因供应商过错造成的核事故对营运人的损害。笔者认为，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的绝对豁免不仅造成供应商与营运人权利义务的绝对失衡，有违公平公正，而且不利于敦促供应商加强质量管理与监督，从源头上防范核事故的发生。文章进而对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了从绝对豁免到相对豁免的重构，建议明确规定供应商对因其原因造成核事故引起的核设施本身及营运人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细化责任的实现途径。同时，借鉴各国在食品、药品等特殊领域废除适用发展风险抗辩的做法，要求核材料、核产品供应商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

关键词：核损害赔偿责任；供应商；绝对豁免；相对豁免

一、核损害及核损害赔偿责任

广义上的核损害,是指在人类和平或非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活动中，由于辐射源或核材料的放射性，或由放射性与毒性、爆炸性或其他危险性相结合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环境污染和破坏。笔者所指的核损害主要是核设施在运行中发生核事故，从而对人体、财产和环境等所造成的损害。核损害既包括对传统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所造成的侵害，还包括对现代民法和环境法所共同保护的环境所造成的侵害，其性质属于核能和平利用这类合法行为所引起的损害［1］。相关国际公约如1960年《关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和1963 年《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对“核损害”均有明确的定义。核损害相比于一般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由于放射性的存在，其损害的范围和后果往往更为严重。在国家密集的地区，核事故还会造成大面积的严重跨界损害，进而引起国际环境争端。

核损害赔偿责任即责任人对核事故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责任人包括核设施营运人和供应商由于核工业的特殊性，涉核交易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督管理，因此核材料、核设备的交易链条短，供应商多为核材料、核设备的直接生产商。。供应商向核设施营运人提供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技术等特殊商品，获得相应对价，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核事故一旦发生，通常会造成两种损害：一种是对核设施营运者以外的第三方（通常是核电站周边受核事故影响的企业和居民）造成的损害；另一种是对核设施营运者造成的损害（通常是对核设施本身和核电站厂址内营运者的其他财产造成的损害）。因此，笔者讨论的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既包括对第三方的损害赔偿责任，又包括对核设施营运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核事故的发生与供应商提供的核燃料、核设备及相关技术的缺陷有因果关系，即供应商对核事故的发生有过错。

二、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的绝对豁免

20世纪50年代，人们一方面对利用核能的美好前景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却也担心其潜在危险。核设施运营中引起损害的民事责任问题，向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的各国提出了作出特别法律规定的要求。

（一）供应商对第三方核损害赔偿责任的豁免

首先得到关注的是核事故对核设施营运者以外的第三方，即核电站周边受核事故影响的企业和居民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在当时，大多数国家已经对一般危险活动造成的损害规定了第三方责任，对通常要求造成损害的行为人必须有过错的一般民事责任制度作了有利于第三方的改变。例如，举证责任的转移，即除有因果关系外，要求赔偿的人不必像民事责任规则通常规定的那样证明被告有过错；相反，被告必须证明，在从事有关危险活动时，已经克尽勤勉。从理论上讲，这些规则本来也可以适用于核责任。但是，根据一般民事责任法，对于一次核事件造成的损害，不仅核设施的营运者要承担责任，而且犯有过错的供应商和建筑商也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而受害者则可能难以确定实际上应由其中哪一个人负责。而另一方面，在无法取得全额保险的情况下，应负责任的人就要承担无限责任，许多投资者、供应商和建筑商因此都不愿意涉足核能领域。鉴于核活动一般被视为比常规危险活动更具危险性，立法者普遍认为，核损害的责任应适用特别的法律制度，以确保对核损害作出迅速和充分的赔偿，同时又不让新生的核工业承受过重的负担。在制订国内立法的同时，由于核危险的特殊性以及存在一次核事件可能造成极为巨大的损害并涉及不止一国国民的可能，各国还努力通过国际协定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统一［2］。

首先感受到有必要实行国际管理的是那些在核能领域作出地区性共同努力的国家，如后来改组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经合组织）以及欧洲原子能联营的成员国。除了地域邻近与合作等因素外，这些国家还曾面临核燃料和核设备供应商不愿意供应材料的困难。供应商的理由是对材料的使用可能导致受害者和运营者本身承担界定不明确、易变甚至可能是无限的责任。此外，出口国政府还担心，根据国家间合作协定出口的用于进口国核设施运营的核材料和设备，可能因为核事故造成损害的连带赔偿责任给其国民和出口国政府本身带来不利的后果［2］。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核装置的运营者应对核事件造成的损害承担专属责任，与该装置的建造或运营有关的所有其他人（如建造者或供应商）均应免责。1960 年巴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和1963年《补充巴黎公约的布鲁塞尔公约》均规定“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营运者以外的任何人都不应对核损害承担责任”。上述公约构成了关于核损害赔偿责任的OECD体系。

在世界范围内，由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主持推动的，以1963 年《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和1997年《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为框架，旨在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核损害赔偿立法体系的核损害赔偿责任IAEA体系，也确立了由核设施运营者对核事件造成的损害承担专属责任，包括供应者在内的其他相关人无论是否有过错都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并未加入OECD体系和IAEA体系，为了解决大亚湾核电站建造涉及的核损害赔偿责任问题，1986年3月，国务院给核工业部、国家核安全局、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批复》参照《1960年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公约》和《1963年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来确定中国核损害赔偿责任的原则，规定“在核电站现场内发生核事故所造成的核损害，或者核设施的核材料于其他人接管之前，以及在接管其他人的核材料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核事故所造成的核损害，该营运人对核损害承担绝对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随着核能事业的发展，2007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第2条规定“营运者应当对核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营运者以外的其他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70条规定，“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可见，中国也规定核电站或核设施营运人对核事故承担唯一责任，对供应商和第三人的核损害赔偿责任给予绝对豁免。

（二）供应商对运营人核损害赔偿责任的豁免

对于供应商对核设施营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国际国内立法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实践中，由于技术门槛很高，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技术仍处于卖方市场，供应商往往依仗技术垄断优势，要求参照供应商对第三人的核损害赔偿责任绝对豁免的相关规定，对于由其原因造成的核事故引起的核设施本身及营运人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免除赔偿责任。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供应商提出要求核设施营运人就由于卖方的产品或服务引发的核事故造成的核损害，放弃向卖方进行任何索赔或追索的权利的主张更加强烈［3］。而核设施营运人一方面因为迫切需要得到某项材料、设备和技术，另一方面认为核事故发生几率微小，往往同意供货商的要求，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供应商对核设施营运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豁免。

三、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绝对豁免质疑

核设施营运人和供应商之间是一种特殊的买卖合同关系。其特殊性有以下两点：一是合同的标的特殊。供货商与营运人通过合同所买卖的商品是核材料、核设备甚至核设施，这些商品或者本身具有放射性，或者对核设施安全、正常运营起决定性作用。二是国家对其管理特殊。一般的买卖合同是由市场引导当事人的行为，国家只是管理市场，不实行直接干预。而基于核工业的战略性和核事故可能造成危害的严重性，国家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核设施营运人和供应商买卖合同的订立必须有一个行政审批及许可的前置程序。但是根据合同法理论，卖方即供应商对其供应的燃料、设备、技术的品质、质量和安全性承担品质担保义务，对产品缺陷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不因合同的特殊性有所动摇。然而，依据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绝对豁免的立法和实践，供应商对由于其供应的核材料、核设备及相关技术存在的质量缺陷引发的核事故及其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受到的损害实际上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立法关于核设施运营中和核材料运输途中发生核事故造成核损害时，由核设施营运人承担第三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规定，是基于核能作为清洁能源给人类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多重效益，旨在鼓励核工业发展，打消核燃料、核设备供应商顾虑，同时有效地解决受害人的求偿对象问题，将赔偿责任集中于支付能力较强的营运人，以确保受害人获得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赔偿，避免过多的诉讼程序形成诉累，有利于营运人更加审慎地防范风险，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鉴于供应商第三方核损害赔偿责任绝对豁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中国也应立法承认核电站或核设施营运人对核事故对第三方的赔偿承担唯一责任，对供应商对第三人的核损害赔偿责任给予豁免。在国际涉核贸易中，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的核设备及相关技术，也有利于中国在核材料、核设备出口中更好地合法规避风险、维护自身权益。但是在现有的相关规定中，国务院《批复》属于法规性文件，但仅具有准行政法规的性质，在法律形式和效力上都属于较低层次。《侵权责任法》只规定了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供应商的损害赔偿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对于供应商对核设施营运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不论是从法理还是实践需求上讲都不应予以豁免。免责条款是在既有的价格、保险等机制的背景下合理分配风险的措施，是维护企业的合理化经营、平衡条款使用人利益关系的手段。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双方约定的免责条款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必须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10条“重大失衡（gross disparity）”条款规定：“如果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的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者该个别条款无效。除其他因素外，尚应考虑到下列各项：（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紧急需要，或者不公平的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者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目的。”［4］中国合同法第53条也明确规定合同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供应商与营运人之间关于供应商对核设施营运者的损害赔偿的免责约定使得供应商在核材料、设施及相关技术合同中的品质担保义务缺乏法律责任的约束。责任的豁免必将导致义务的虚置，而被排除的恰恰是合同的基本义务。如果允许当事人不履行合同的基本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就背弃了合同的本来目的，造成供应商和营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及风险的严重不对等，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相违背。更重要的是，赚取利润是供应商的目的，其最关心的是产品的价值是否得以实现、投资是否如期收回，在约定供应商对因其过错造成核事故引发的核设施营运者的损害赔偿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供应商很难主动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和自我监督，客观上增加了由于核材料、核设施的缺陷引发核事故的可能性中国是世界上核电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然而由于技术门槛很高，中国核电工程所采用的核心技术几乎都来自国外，主要技术装备如大型铸锻件、主循环泵、核级泵、核安全级阀门等也多依靠从国外进口。但是2010年大亚湾核泄露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有关部门从法国一家公司采购了连他们本国都还没有通过技术认证的产品。前些年秦山核电站也发生过更为严重的事故，同样也是由于进口的安全壳存在技术缺陷。，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全球对核安全的反思背景下，国际社会加强核安全管理、严格杜绝核事故再次发生的趋势相违背，进而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了一定威胁。因此，供货商和营运人此项免责条款的约定当属无效。

四、供应商赔偿责任相对豁免及其立法实现

作为拥有在建核电机组最多的国家，中国至今仍未建立起完整的原子能法律体系。对于核损害责任问题，仅有国务院《关于处理第三方核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和《侵权责任法》有所涉及。为了更好地解决核损害赔偿问题，应当尽快制定《核损害赔偿法》，明确核损害赔偿制度的调整范围、责任主体、赔偿限额等。鉴于《原子能法》已经列入2011年的立法计划早在1984年，中国首次启动原子能法的起草工作，后因各部门意见分歧较大而被搁置，但此次日本核泄漏事件加快了中国原子能法的立法脚步。2011年4月7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年会上，协会理事长张华祝表示，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已经完成“《原子能法》立法研究”课题，召开过多次研讨会和论证会，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并已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应先期在其中用专章或专节的形式来构建核损害赔偿制度，并且规定供应商赔偿责任相对豁免的相关内容。

（一）明确规定供应商赔偿责任范围及实现途径

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对豁免，是指供应商仅能就第三方核责任享有责任免除的权利，对于因其过错造成的核事故所引起的核设施本身及营运者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并不具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权利。营运人关于就核损害放弃对供应方的索赔和追索权，应严格限定在“第三方核责任”，而不能笼统表述为“核事故造成的损害”。供应商核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对豁免，一方面遵循国际惯例坚持了营运人对核损害第三方的绝对赔偿责任，既保证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的补偿，又督促营运人加强监管杜绝事故发生，同时通过对供应商风险一定程度的控制，打消其顾虑，促进核工业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绝对豁免下供应商和营运人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局面，通过供应商与营运人之间的风险分配，敦促供应商恪守品质担保义务，减少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核事故发生的几率，从源头上控制了核事故风险，实现了由向受害人、供应商的绝对倾斜向受害人、供应商、营运人之间利益平衡的转变，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对于供应商责任的核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明确规定：“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营运人应当对核事故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环境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营运人以外的其他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核材料、核设备的供应商对于因其过错造成的核事故引起的核设施本身及营运人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核材料、核设备供应商过错的认定，应当规定，核设施营运人和核材料、核设备供应商对于核材料、核设备的质量问题引发核事故存在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均可向辖区所属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国家核安全局是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国家监管机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为总局派出的执法监督机构，受总局委托，在所辖区域内承担核安全监督职责。目前的监督站及监管区域为上海监督站（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东监督站（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监督站（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北方监督站（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河南）、东北监督站（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监督站（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提出书面的质量鉴定申请，明确争议对象、产品质量要求、申请鉴定原因及争议焦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根据事故性质、质量鉴定的难度决定由自身或者提请国家核安全局进行产品质量鉴定作为核安全和辐射安全的国家监管机构，国家核安全局牵头对秦山二期扩建工程反应堆压力容器安全端焊缝缺陷、宁德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法兰接管段开孔错误、AP1000主设备锻件和福清核电站蒸发器管板锻件等重大质量问题进行了调查处理。，对核事故的发生是因为核材料、核设备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是由于核材料、核设备经一段时间使用后的正常磨损，还是因为核材料、核设备安装或使用不当或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等造成进行检查判断，出具鉴定报告。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报告有异议的，可以向鉴定机构提出，鉴定机构应当认真处理，并予以答复。对于答复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核安全局申请复检。国家核安全局出具的鉴定报告为最终结论。而核材料、核设备供应商对于核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存在多大程度的过错，据此应当对核设施本身及营运人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承担多大比例的赔偿责任则由法院进行最终判定。

（二）建立供应商发展风险责任制度

核工业是高科技产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程度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发现过去生产并投入流通的产品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下不可能发现。这种危险即为发展风险。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立法中免除了生产商的发展风险责任，但是发展风险在产品责任领域尚存有广泛争议。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发展风险的责任抗辩进行了限制。如德国在人体组织器官、血液衍生品及药品领域禁止适用发展风险抗辩。法国在农产品、药品及化学品领域都设置了一定的例外，即当产品上市10年时间内，其缺陷被发现并且生产者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避免损失，那么将不适用发展风险抗辩［5］。在美国1982年著名的DES案 原告辛德尔是一个腺癌患者，其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过一种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被广泛运用预防流产的药物des（己烯雌酚）。直到70年代初，人们才发现des与腺癌发病之间的因果联系。在该案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11家制药商主张的工艺水平抗辩，对他们苛以巨额赔偿金。中，法官在判决中明确表示，“产品的缺陷状况是唯一需查明的，制造商的知识、疏忽或过错在所不问”，从而确立了药品生产商的发展风险责任［6］。

中国《产品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能够证明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即生产商不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但是鉴于核材料、核设备本身具有高度的危险性，核事故严重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且损失难以弥补，笔者建议，借鉴各国在食品、药品等特殊领域实行的发展风险责任的做法，在核产品生产领域废除适用发展风险抗辩，要求核材料、核产品供应商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理由如下：第一，供应商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有利于核安全。日本福岛核事故给全球核电大发展敲响了核安全的警钟。供应商控制着核设备设计、生产工序，由其控制和预防因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核事故风险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发展风险责任强化了供应商的责任，能够刺激供应商在最大程度追求利润的同时，尽最大可能改进产品设计，提高核设备的安全性，将核事故危险消除在源头。第二，供应商承担产品发展风险责任有利于实现供应商与营运人的利益平衡。在核损害赔偿中，即使在核事故是因供应商过错引起的情况下，营运人也是第三方核责任的唯一承担者，较供应商分担了更多的风险。核材料、核装备的供应商承担发展风险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产品损害造成的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供应商和营运人之间的利益衡平。而且，作为行业专家和商品生产者，供应商拥有产品信息和风险化解等资源优势，可以通过责任保险或者价格机制分摊风险。

因此，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核材料、核装备的供应商对于由其原因造成的核事故引起的核设施本身及营运者其他现场财产的损害，不得以“将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上不存在或缺陷是在投入流通后产生的”主张免责。但是，供应商发现缺陷并及时通知营运人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除外。

参考文献：

［1］蔡先凤.核损害民事责任的国际法基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50-53.

［2］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责任问题专家组.1997年《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和 1997年《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解释性文本［EB/OL］.（2004-07）.www.省略/About/Policy/GC/GC48/Documents/Chinese/ gc48 inf-5expltext_ch. pdf.

［3］戴安微.浅议核电站核损害赔偿责任［EB/OL］. ［2011-07-19］.www.省略/?a=view&p=36&r=360.

［4］张玉卿.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2004（英汉对照）［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56.

［5］涂永前,韩晓琪.论产品责任之发展风险抗辩［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0):110-114.

［6］叶正明,彭志忠.论药品侵权责任中的若干法律问题［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3):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