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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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腊月，我出生在朝阳医院，3岁前生长在朝阳门外日坛附近一个叫芳草地的地方，那里大杂院的气氛给我的北京情结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记得那时候各家都不是很富裕，就连小厨房也都像沙丁鱼罐头一般堆满了各种杂物。不过那时候，家对于我这个孩子来说，更多的是色彩，是声音。

孩子眼中的色彩是鲜艳的，是每年十一各家各户的鲜花竞赛。虽然生活空间紧张，但北京人生活中的情致与洒脱是永远不会缺少的。简单的瓦盆，甚至就是一个用坏了的脸盆、痰盂，也能种上各种鲜艳的花。国庆节前夕，居委会的奶奶就到各家通知，各式各样的“花盆”载着全家人的荣誉被请出了家门，三五成群地在胡同中集合，成了胡同中的微缩花坛，与天安门广场的大花坛打着招呼。

这鲜艳的颜色还存在于胡同中居委会的黑板报上。前院的钱爷爷是个积极分子，更是个美术爱好者，听说原来给电影院画过宣传画。这黑板是他创作的园地，什么国家的政策规划、五讲四美三热爱，都是他的素材，再加上点漂亮的粉笔画，嘿，甭说，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每次板报一出，胡同中的老少爷们总会大加夸奖一番，钱爷爷也会眯缝着小眼儿来上一段总也说不烦的陈词：“这算什么，想当年，我给××电影配过图!”

孩子耳畔的声音是丰富的，这丰富的声音中经常会跟美食结缘，虽不是什么美味珍馐，但每当这些声音响起，就像节日的奏鸣曲，成了胡同中孩子们的集结号。“豆汁儿，麻豆腐!”没出被窝儿，便让这吆喝勾起了食欲。不一会儿，姥爷便端着小锅走出了家门，顺带脚儿定会说上一句：“大永子，还不赶紧出被窝儿，老爷儿(太阳)掀被窝儿了啊!”刚穿好衣服，热气腾腾的豆汁便摆上了桌儿，虽没有焦圈，但就着排叉别有一番风味。瞥眼一看，嘿，麻豆腐，太好了，中午的饭桌上又能有姥爷炒的羊油麻豆腐了。没到中午，推着加重二八的老农操着口音在胡同中掀起了又一次高潮：“五香花生米，瓜子儿多给!”管大人要上一毛两毛的跑出家门，孩子们的战争开始了……

记忆中，卖花生瓜子的老农总是那么慷慨，一毛钱一水碗的花生，可以装满我们身上所有的兜儿。待子弹就位后，我们便会抓上把花生，在小手中一搓，冲着小伙伴的脸一吹。散落的花生皮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手中那脱了皮的花生便是香脆可口的胜利果实。接下来还有卖酱豆腐、臭豆腐的，卖渤海大平鱼的、磨剪子抢菜刀的……他们用各种方言吆喝着各自的买卖，这也是我最早接触的一群外地人。

4岁时，因为母亲工作调动，我搬入了位于西城大乘巷的奶奶家，这里的一切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四合院。老祖儿住正房，爷爷奶奶住倒座儿，东西厢房被姑姑大爷占据着，我家只能是夹缝中求生存，将原有的过道改为了住房。虽然住宅环境没有得到太多改变，但那青砖灰瓦和墙上残存的山水画，却大大吸引了我的眼球。

北京在发展，城市的脚步走得越来越快，有些事情让我看不明白，例如拆迁，为什么那么多好的、漂亮的四合院老房子要被无情地拆掉?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于是，2002年，我写的《胡同的哀鸣》被发表，我也开始为保护古都风貌，保护胡同四合院而疾呼。可喜的是，我看到了很多与我有着相同看法的人站了出来，用笔、嘴、实际行动作着努力。更为可喜的是，政府也同样认识到了这点，胡同保护区的规划，旧房子从原有的拆迁改为照北京建筑风格的翻建，可谓一大进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北京越发产生了兴趣，北京的民俗文化深深吸引着我。这拥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文化艺术瑰宝的城市成了我脑中家的符号，更成为我创作文学作品的鲜活素材。

坐在书房中，想想自己，虽然四口人挤在8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但总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看窗外，鳞次栉比的楼房想必都出自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工人之手。楼群里突然响起了“磨剪子，抢菜刀”的吆喝声，还是那个味儿。探头看看，是个年轻的汉子找着生意，不知他来自何方。

发展的北京、进步的北京、融合的北京，这就是我的家。这里有着几辈子生长在这里的老北京，我们的身上有着不可代替的京情京韵。这里也有无数个用辛勤汗水追求人生目标的新北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们都在推动北京发展的车轮。这就是北京，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共同珍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