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业“成本病”及其就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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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基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通过对1978-2005年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除东部地区外,在我国大部分区域,服 务业就业增长均是以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为代价,表现出“成本病”的征兆,这一 问题可能会引起整体经济的通胀倾向与财政拖累,并对服务业自身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当前应积极转换服务业发展机制,强化创新,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在提高服务质量与劳 动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服务业就业空间。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成本病;鲍穆尔―富克斯假说

一、成本病、鲍穆尔―富克斯假说与服务业就业

针对服务业的相关问题,中外学者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研究之一来自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该假说源于鲍穆尔的两部 门非均衡宏观模型,在模型中,鲍穆尔构造了一个由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零的“停滞部门” 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正的“进步部门”组成的经济系统,在此系统中,名义工资与平均劳 动生产率按相同的速度增长,两部门的名义工资均衡维持于同一水平,随着进步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两个部门名义工资的同水平增加,滞后部门的成本(主要是工资成本)将 不可避免地不断累积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滞后部门的产品属于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 产品,那么在社会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后,对滞后部门产品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劳动力将持 续流向滞后部门,导致滞后部门就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不断提升,同时,滞后部门产品的消 费成本(价格)也将不断提高,形成鲍穆尔所说的“成本病”现象。

鲍穆尔的上述理论是在考察19世纪中期美国城市政府财政危机时提出的,但后续研究发现, 该理论特别适合用于研究服务业问题,1968年,富克斯在其研究中把服务业就业增长归结为 三 个主要因素:最终需求增长、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在基于 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否定了前两个因素,认为服务业就业比重上 升的主要原因是其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从而得到与鲍穆尔相同的结论,[3]学 术界称之为“鲍穆尔―富克斯假说”。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已被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所证实,Triplett(2000)通过研 究发现美国服务业很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值;[4]钱纳里(1970) 等从产业 结构演变的角度,讨论了服务业的特殊性,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因产值份额不变而停 滞或下降。[5]同时,在很多国家可以发现,服务产品价格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物质 产品,美 国1980―1996年物质产品价格年均上涨3.9%,服务产品价格却年均上涨了7.7%;1971―19 90年 间,欧洲和日本等国的服务业也表现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和相对价格的不断上升。[6] 鲍穆尔认为,在服务价格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人们将无法完全负担得起服务费用,政府不得 不提供财政资助,引发服务业“成本病”问题,这不仅会给政府带来严重的财政问题,同时 也会对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7]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78―2005年我国服务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比重由1978年的23.9%提升至2005年的39.7%,28年间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 , 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978年的12.2%上升到2005年的31.3%,上升了近19个百分点(图1) ; 而同期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仅上升6.5%。因此,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幅远高于第二产业 。

针对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相对较快的原因以及鲍穆尔―富克斯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国 内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程大中(2003)利用我国1978―2000年的行业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8] 王俊(2008) 运用1991―2005年我国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结论也支 持鲍穆尔 ― 富克斯假说。[9]总体来看,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行业或国家数据,将全国服 务业及其 组成行业作为整体进行分析,这无疑忽视了我国区域层面的巨大差异,由于区位、资源禀赋 、政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就业情况存在显著的差 别,从图2、图3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与就业水平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服 务业发展则相对落后,①在这种情况下,以往针对全国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简单 推 广至区域层面,因此,要系统考察我国服务业就业份额持续增长的原因并检验鲍穆尔―富克 斯假说的适用性,需要深入区域层面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基于这一点,本文使用省际面板数 据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服务业“成本病”问题及其就业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分析

(一)实证模型

鲍莫尔―富克斯假说提出之后,一些学者对鲍穆尔的模型进行了修正与扩展, Inman认为, 尽管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滞后,但鲍穆尔对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为零的假设是不 切实际的,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的情况应使用服务业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之差来表示;[10]Pugno在鲍穆尔模型的基础上将服务消费引进效用函数和人力资本积累函数 ,从而 在综合考虑服务消费偏好、人力资本积累、部门之间相互作用来系统解释服务业就业的增长 ,[11]本文参考Inman与程大中的研究,提出实证模型:Rls=Δ+αRm+β( Rm-Rs)(1)

考虑到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增加值比重较低,因此模型假定只存在制造与服务两 个部门;Rls代表服务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Rm代表制造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Rs代表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Rm-Rs)反映服务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滞后 程度。在模型中,αRm用来衡量制造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对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影响, 随着制造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制造部门工资 将相应上涨,带动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在此情况下,社会对服务产品需求增加将会上升,并 促进服务部门及其就业的增长;β(Rm-Rs)反映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服务业就 业增长的关联;常 数项Δ衡量由服务需求的外部冲击造成的影响。

(二)全国层面的分析

基于我国统计数据口径及可获得性的考虑,本文研究中的服务业通常用第三产业来代 替,与服务业进行比较的制造部门则用第二产业代替,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1978―2005年, 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使用以1978年为基年GDP平减指数进行折算,服务业就业份额使 用公式ls=Ls/(Ls+Lm)计算,即服务业就业份额等于服务业就业总数除以服务业 就业与第二产业就业总数之和(见表1)。就我国总体服务业来看,在1978―2005年期间,我 国服务业就业份额年均增长 率 为1.19%,大部分年份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率均为正值,只有1982、1985、1986和20 05年的增长率为负,服务业就业份额总体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就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来看,在28个考察年度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 长率的年均值为(5.59%),低于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率(5.94%),平均滞后幅度为0.35%, 有 17个年度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在1979、1981、1990和2003年,服务业劳 动生产率甚至出现了4次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 相对滞后的,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滞后程度呈现持续 扩大的趋势,1978-1990年平均滞后为0.19%,1991―2000年平均滞后则达到2.08%。

(三)区域层面的分析

本文使用1978―200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由于重庆市1998年设为直辖 市,为了保持数据连续性,我们剔除了重庆市的数据,考虑到服务业总量偏小且数据缺 失较多,我们也剔除了自治区的数据,最终使用29个省市的数据样本。就我国各省市服 务业就业份额增长来看(见表2),所有省市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率的平均值均为正值;从标 准差来看,中部地区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率较不稳定(平均标准差达到4.66%);在28个考察 年度中,除福建外,大部分省份在一半(14年)以上的年份服务业就业份额呈正增长,其中有 14个省份正增长的年份达到20年以上,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就业份额呈 现增长态势。

表3显示了我国各区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其相对第二产业的滞后程度,可以看出在197 8―2005年期间,所考察的29个省市中有20个省市年平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滞后 于 第二产业,其余9个未呈现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的省市中,有6个(北京、天津、辽 宁、上海、福建、山东)集中在东部地区,从中可以看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 服务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总体来看,在29个省市28个年度的数据中,有27个省市在一 半 (14年)以上年份中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可见在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增长均呈现相对滞后态势,但在东部地区,这种滞后态势并不明显。

三、模型实证与结果

为考察我国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原因以及鲍穆尔―富克斯假说在我国不同区域层面的适用性, 本文以公式(1)作为实证模型,使用面板数据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模型设定的F检验 选择变截距模型,使用Eviews5.0软件分 别 对我国整体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各省市数据进行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分析,根 据 hausman检验值,除东部地区支持固定效应外,其他区域层面的拟合均支持随机效应模型, 使用横截面加权方法对固定效应模型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进行纠正,得到如表4所示拟合 结果。

由表4所示拟合结果可知: (1)在全国层面,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项的系数β显著为正,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劳动 生 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促进了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系数α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 制 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工资水平的提升会促使人们增加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进而推动 服务业及其就业的增长。(2)在区域层面,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系数β显著为正,符合鲍 穆 尔-富克斯假说的理论预期,但在东部地区,β系数并不显著,根据前文的分析,东部地区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因此,鲍穆尔-富克斯假说在我国东部地区并 不适用。(3)α系数仅在中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这表明制 造部门劳动 生 产率增速的提升仅在中部地区对服务业就业份额有促进作用,其对服务需求的“收入效应” 在东部与西部地区并不明显。 (4)服务需求的外在冲击对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影响普遍偏弱。就全国来看,服务需求的外 在冲击对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区域层面,Δ系数在东部地区显著为负,在 中部与西部地区显著为正,这表明服务需求的外在冲击显著制约了东部地区服务业就业增长 率的提升,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环境以及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关。

四、结 论

现阶段,服务业就业已经成为关系我国就业整体格局的重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数据 表明,除东部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本文通过对我 国东、中、西部以及全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这种相对滞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我国 服务业就业份额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本文也在区域层面验证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 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增长的解释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根据鲍莫尔―富克斯的理论模型以及本文的实证结果,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会促进其就业份额的提升,但在服务业需求价格弹性(绝 对值)较低的情况下,服务产品价格将持续上升,提高服务产品的消费成本,进而产生“成 本病”,并会给政府带来服务业领域的财政支出压力,同时对服务业自身发展也会产生不利 影响。就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长是以 生产率的相对滞后为代价的,其所导致的“成本病”隐患值得高度警惕。实际上,近年来我 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本病”的征兆,一方面,我国服务产品价格的持续快速增长,另

一 方面,在我国区域层面,大部分地区的服务需求均缺乏价格弹性,[12]这很 可能导致“成本病”问题。因此,要实现服务业就业的持续增长以及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转, 必须转换服务业发展机制,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在充分挖掘服务业 就业潜力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加服务供给,降低服务消费成本,防止服 务业“成本病”问题及其可能引起的通胀倾向与财政拖累。

就各国服务业发展经验来看,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就业容纳之间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 两难选择,对于我国而言,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正确把握服务业产业升级、生产率提升与 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就业的不同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政策措 施,合理开发人力资源,以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带动服务业就业增长。在区域层面,我国各地 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加入WTO和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潮流给我国服务业发 展带来的契机,打破长久以来服务业存在的垄断,鼓励外资、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的大部分 竞争领域,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领域,这一方面有助于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服务业就业空间。

注 释:

①本文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参考严冀等人(2005)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 、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河 北、内蒙古、山西、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 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一划分有两个方面的合理性:一是基本符合各个 省份的地理特征,二是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如改革开放次序的选择及西部 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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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Disease" Problem in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Effects on China's Employment: Regional Test and Comparison

Based on Baumol-F uchs HypothesisZhu Yi1 Xiong Simin2Abstract:The p anel-da ta analysis on the 1978-2005's of China's eastern, central as well as western re gions indicates that, except the eastern area, in most areas of our country, therelative lagged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risingshare of the employ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this conclusion favorably accordsthe Baumol-Fuchs hypothesis.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develo ping with the cost of relative delaying the productivity, the “cost disease" ca used by this fact may result in the possibility of inflation and fiscal problem.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country to reform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se rvice industry and sufficiently explore the employment potential of the serviceindustry while increasing the lab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Baumol-Fuchs hypothesis; Service Industry; Employment ; Cost Disease